从西汉时期开始，以孝治天下就成了两汉时期最主要的政治纲领与思想准则。西汉初期，从汉太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初期朝廷都是以黄老之学而治天下。
孝道虽说是儒家思想最主要的核心之一，但与黄老之学也并不冲突。黄老之学作为中华传统思想与中华文明的根脉之一，自然能够兼容儒家思想的孝道文化。
甚至说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思想的西汉初期，还更加地注重孝道与伦常。毕竟中华文化的底蕴就在乎于礼仪和忠孝，产生于本土的黄老之学自然也具有这些内涵。
在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者董仲舒改革儒家思想后孝道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原本的儒家思想更倾向于松散的意识引导，而经过董仲舒改革后的儒家思想则变得紧密而具有组织性。
以论语为基础，以六经为拓展的儒家教育体系开始形成。其中孝道，成了儒家思想当中最重要也是最根基的教育内容。
汉朝初期对于孝道的倡导，在董仲舒改革儒家思想后被放在了当世人思想第一的位置。两汉时期对于官吏的选拔是采用察举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举孝廉。
而举孝廉的含义就是让有名望的大儒或者地方官吏等举荐人才，被举荐的人才要以孝道和廉明作为考核的标准
02汉代孝文化的特点在孝道被规范化后，两汉时期终于是形成了以孝治天下的格局。两汉时期孝道有三大特点，每一个对后世都有深刻的影响力。
两汉时期孝道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孝道的政治化和实践化，在古典的中国社会当中本就对于个人道德十分重视。
其中孝道是个人道德当中具有第一性的品德，把孝道作为实践选拔官吏的标准顺理成章。在察举制的规划下，想要做官就必须有好名声。
而好名声的来源就是孝道，以孝闻名乡里的士子可以得到举荐，这样的官吏选拔标准和模式让当世人都争做孝子，孝道成了最好的美名与品德。
两汉时期孝道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孝道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孝道成了教育内容的首要目标。
在古典时期的中国，德与才一直被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甚至说无德不足以树才，没有品德的人就算是再有才能也不被社会认可与弘扬。
而前文说过，孝道是个人品德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两汉时期，教育的首要目标也将孝道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在两汉时期的教育内容当中，代表了孝道的《孝经》成了最重要的教育课程。
这代表着孝道的教育意义被提上了首位，也代表着全社会范围内对孝道首要重视。一个人是否具有孝道，直接决定了当世人对于他的评价。
孝道的重要性，也在两汉时期刻印进了中国文化的底蕴当中。孝道的影响力，也对于后世的中国社会思想形态产生了巨大的规范作用。
孝道也因教育，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高尚道德。
弘扬孝道，将孝道和教育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也是对今天教育体系的充实。孝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处，也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承。
弘扬孝道，是当今中华民族的重要教育目标。而要想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孝道，那就必须要理解《孝经》里的含义。
要想更好地将孝道融合进教育内容当中，就必须参考两汉时期的教育内容。弘扬孝道，是当今中华文化的重要品德目标。
建设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体系，孝道是重中之重的弘扬目标。
两汉时期孝道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孝道的理论化与宗法化，三纲五常和尊卑有序思想就是这个特点的重要基础。
孝道在董仲舒的理论体系当中，被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虽说董仲舒在后世的评价并不高，但他对孝道的弘扬与重视却被各个时期的思想家与社会大众认同和遵守。
董仲舒用五行理论解释孝道，将人伦孝道定义为“天之经、地之义”。而三纲五常也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将三纲五常当做全社会面的思想形态也是儒学的重要变革。
这样的变革虽说有消极的一面，比如让社会秩序封建化和禁锢化确实让古典时代的中国社会受到了一些阻碍。
但三纲五常当中更多的还有积极的一面，其中对于秩序和孝道的提倡就是当今社会也在追求的高尚品德。
对于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理论，我们要弘扬其中优秀的一面而改变其中落后的一面。在三纲五常的理论体系当中，我们要继承并且弘扬其中孝道的优良传统。但对于其中愚孝的部分，要审慎地进行改变。
我们要做到孝顺和关心长辈，但盲目的顺从要做到改正。长辈有错误要耐心地劝告，做到坚持真理但还要用尊重的语气和良好的态度去劝说有错误的长辈。
对于自己的梦想要有追求，但追求梦想的同时也要关心长辈的境遇。孔子早就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们不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