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明清吕氏家族的起起伏伏，注重礼法孝道，门庭显赫人才辈出
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前期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新安县吕氏家族经历了从兴起到中衰再到重新崛起，家族命运的起起伏伏与其家族良好的家风有着密切的关联。吕氏家族崇尚儒学、尊崇孝道、注重教育、重视诗文的家风，使其跨越明清两代仍然具有勃勃的生机。吕氏家族家风为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万历皇帝新安吕氏家族自明朝初年迁至洛阳新安县，经明万历初年的兴起，随明朝灭亡而衰落，至清初康熙年间再度走向繁荣。在明朝末年至清朝前期长达多年的时间里，新安吕氏家族在河洛地区享有崇高的声誉，不仅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出仕之人，而且造就了一大批在理学和文学方面成就卓著的知识分子。这一方面归因于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导向，另一方面也与新安吕氏家族良好的家风密切相关。新安吕氏门庭显赫、人才辈出，然而，明清时期的新安吕氏家族，除了和许多名门大族一样重视耕读传家之外，其家风亦有独树一帜的地方。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吕氏祭祖吕氏家学渊源
新安吕氏家族对儒学的崇尚从吕维祺的祖父吕乡之时就已经开始。吕乡的学识如何，史籍并未提及。从吕维祺后来为祖父请旌获赠户部右侍郎来看，吕乡是受到过儒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吕乡一生未进入仕途，却乐善好施，还常常代族人偿还拖欠的税款，“睹里人逋赋，资产代偿……故称敦懿公”。“敦”谓厚道之意，“懿”谓德行美好。在族人眼中，吕乡是一个厚道而有德行的好人。
吕维祺《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吕乡的行为与儒家对君子的品行要求是一致的，其思想显然受到了儒家的思想影响。吕乡崇尚儒学还体现在他两个孩子的名讳上。长子名孔学，次子名孔教，他希望两个孩子能够潜心学习孔子和儒学。吕孔学少年时代就师从一代理学大师孟化鲤，得到名师指点。可惜的是，吕乡31岁英年早逝，吕孔学早早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即使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他仍然依靠自己的学识获得了新安县邑公曹的职务，并把崇尚儒学的信念传递给自己的儿子吕维祺。吕维祺是吕氏家族崇尚儒学的发扬光大者。吕维祺(公元—年)，字介孺，号豫石。
儒家思想万历四十一年(公元年)进士，官至明末机务参赞南京兵部尚书。因在山东、南京、新安、洛阳等地建讲学之处，倡导理学，自己所学成为典范，故从学者与后人称其为“明德先生”。吕维祺作为明朝末年洛阳地区最为著名的理学家之一，他“开启新风，为洛阳学术由明至清的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吕维祺从小就开始学习和接受儒家思想，长大之后，潜心研习孟化鲤的著述，得其真传，故常以孟化鲤门人弟子自称。孟化鲤师承于明朝理学大师尤时熙，时人把尤时熙、孟化鲤和吕维祺合称为“洛西三先生”。吕维祺对尤、孟二位先生尊敬有加。他曾说：“领其绪论，而读其所为言，皆孝悌忠信躬修实际语，闻诸乡人之及门者，曰尤先生温其如玉，孟先生浏浏如松下风，及细按其生平，皆于事无染，而力学好修扶世淑人，卓然为伊洛嫡传，月川后劲。”
两位先生无论人格还是学问都对吕维祺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吕维祺日后在理学上取得巨大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吕维祺的后辈们一直坚持对理学的研读，而且更加注重经世致用。吕维祺之子吕兆琳撰写了《文庙崇祀考》，以示自己对儒学的崇敬。吕兆琳次子吕履恒回忆父亲：“以纯明之德承先太傅理学之传，忠教性成，友恭慈让，所以贻觉子孙者，泽莫厚焉。”吕履恒之子吕宣曾在理学研读上也颇有心得，著《古宫室名制考》一卷、《古冠裳图考》一卷、《古乡饮酒图考》一卷、《读礼说》三十六卷。
吕宣曾之子吕公滋亦继承了先辈的传统，以考据为基础，写成了《春秋本义》。吕公滋堂弟吕公溥，也曾多年在荆山书院学习和讲授理学。仅从吕维祺的祖父吕乡算起，到吕维祺的曾孙吕公滋，就至少有七代人推崇理学、研读理学、传播理学，并自觉地践行理学思想。有学者指出：“新安吕氏由吕维祺的理学修身到后世以理学齐家，父子兄弟间理学的传承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并成为一种家学传统，对整个家族产生了深远影响。”
尊崇孝道
新安吕氏家族极其尊崇孝道，这也是其异于很多名门望族之处。自周代实行宗法制度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格局，要求世人对国家尽忠，对家族尽孝。许多名门大族虽然恪守此道，但新安吕氏家族在孝道上非其他家族所能比拟。从吕乡以来，多代子孙中都有践行孝道的典范。
吕乡年少之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一边参与田间劳作，一边精心侍奉孀居的母亲。吕乡早逝后，其妻牛氏一度轻生，为了抚养两个儿子，她含辛茹苦，寡守49年，终将孩子培养成才。吕孔学体谅母亲孀居之难，“事母谨甚，韦韝而治饔上食。母病屏营不自安，已而得异药，病乃复，细而榛栗，母未食不食”。母亲生病，孔学寝食难安。母亲病愈，他更是体贴入微，将食物做得异常精细，母亲不吃，自己决不会吃。孔学之子吕维祺七岁之时就开始学习《孝经》，对父母兄弟孝悌备至。其父生病，吕维祺“口尝汤药，衣不解带”，每天陪伴左右。父亲离世，他更是“哭至呕血晕倒，力疾亲事衣衾”。
吕维祺不仅亲自践行孝道，而且对《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孝经》推崇备至，“盖尧舜以来，帝王相传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本也。此义不明，而无天下学术矣。学术荒而天下无德教矣”。在吕维祺的眼中，《孝经》是天下学术的根本。“孝之道，本天地之性，传帝王之心，通贵贱之分，因爱敬之良，而孔子发明之，以统六经之要，垂万世之法。为人君父者，不可不知《孝经》;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知《孝经》。”治国和治家都离不开《孝经》的指导。因此，他在两次乡居的13年间，撰写了《孝经大全》《孝经本义》《孝经或问》《孝经衍义列传》等著作，这些著作起到了家训的作用，成为吕氏家族后世子孙恪守的准则。
注重教育
新安吕氏家族对教育是极其重视的。除了像很多名门望族那样，为子弟聘请名师讲授知识之外，吕氏家族的很多人本身就是知识的传授者。吕维祺先后创办了芝泉讲会和明德堂讲会。天启二年(公元年)，吕维祺因不满魏忠贤宦官集团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愤而辞官归乡，全国各地书院也尽遭毁废。吕维祺毅然联合学者文人，创办芝泉讲会，弘扬儒学，对当时社会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雍正十二年(公元年)，吕耀曾又奏请在今辽南各州县设立学校。吕宣曾“修书院，置学田，广育人才”，吕公溥也曾在荆山书院主持讲学。此外，吕复恒、吕法曾、吕馨高、吕嗣温、吕蕴辉、吕翻、吕申等人都曾在地方任教，对当地的教育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安吕氏家族创办书院和讲会，培育了大量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从天启二年，至崇祯十四年20余年间，至少有余人从学其(吕维祺)门下，科举功名亦成胜观，门生中状元3人，进士43人，举人人，贡生97人，秀才则难以尽数。”
雍正吕氏家族的子孙也在祖辈的悉心教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明清时期吕氏家族入仕之人众多，其中进士7人，举人20人，贡生13人，恩荫11人。这些人无疑都是当时中原地区乃至全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受教育而没有取得功名的吕氏子孙还有很多，他们或在戏曲或在诗文等方面各有建树，这些都要归功于新安吕氏家族对教育的重视。
小编总结
明清时期的新安吕氏家族，从吕维祺开始逐渐成为名门望族，他坚持治学，崇尚儒学，弘扬理学，以其高洁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后世子孙秉承其思想，前赴后继，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终于使新安吕氏家族成为甲于全豫的中原望族。新安吕氏家族家风淳正，主要表现为崇尚儒学、尊崇孝道、注重教育、重视诗文。家族子弟热爱读书，积极入仕。无论是在明末社会动荡的年代还是在清初繁荣的时期，两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都对吕氏家族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这与家族的家风密不可分。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既要讲究对国家的忠诚，又要保持高洁的品格。新安吕氏家族在这两点上达到了和谐统一。自吕维祺以后，吕氏家族的子孙坚持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原则，主政一方时为生民请命，为君上分忧；遇到政治挫折时不消极抱怨，积极投身教育，传播儒学。良好的家风不但使吕氏家族的子孙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培养了多位高官，更培养了一批在诗歌和文学方面颇有造诣的知识分子。
我们也注意到，新安吕氏家族虽然也有家训和训诫之语，但很少将其作为惩戒子孙的标尺。将读书与育人巧妙地融为一体是新安吕氏家族家风传承的特色之处，家长同时又承担着教师的角色，家长教育孩子身体力行，用行动为后人作出表率。孝道在明清时期新安吕氏家族的几十代人中一以贯之，家族子孙把研读《孝经》作为必修的科目，为人子孝敬父母，为人臣忠于君上。这种优良的家风终使新安吕氏家族历明清两代而得以延续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