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读《三国演义》，对曹操因坐骑践踏庄稼违犯了自己下达的军令，本应斩首，最后采用“割发代首”的方式变通处理这件事，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将其视为曹操玩弄权术的一个具体表现。
另一个历史典故“李离伏剑”，则令我肃然起敬。它说的是春秋时晋国主管刑狱的官员李离，因为听信别人的话错杀了人，为承担这一责任，他竟然不惜“伏剑而死”。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两件事的认识，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下面，结合对历史记载的分析，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曹操割发代首，未必只是做做样子
这件事发生在汉献帝建安三年（年），曹操率兵亲征张绣期间。当时正值麦收时节，为防止人和马践踏庄稼，曹操专门下达了一道军令。
对这件事，小说《三国演义》在第十七回“袁公路大起七军、曹孟德会合三将”中，作了这样的描写——
曹操（影视剧照）行军之次，见一路麦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割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
此事史书上面也是有记载的。《三国志》裴松之注援引《曹瞒传》——
（曹操）尝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可以看出，小说中的描写，与历史真实相吻合。对于这件事，我现在是这样理解的：
首先，需要全面准确地分析判断，曹操下达这道军令的目的何在。他的目的应当是：爱惜粮食，爱护百姓，争取人心，这样不仅有助于取得当前作战行动的胜利，对长远也会大有好处。一旦此点可以明确下来，那我们后人如果还要责备曹操当时没有“自裁”，就未免有些幼稚和迂腐了。试想一想，一项政策出台，原本旨在为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服务，结果政策制定人仅仅因为一次偶发事故，先将自个的性命革掉，这不是很悖论么？那接下来谁替他继续推行这样的利民亲民政策呢？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也不为过。
其次，曹操“割发代首”是不是矫言饰行、有意做作。其实，前面的道理，人们都会明白，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关键还在于曹操这个人，有时确实比较喜欢耍弄权术，也就难免让人们生出疑惑，他是不是在上演一场“割发秀”呢？
要澄清这个疑虑，可以从“割发”究竟算不算一种惩罚来破解。回答不仅是肯定的，而且可以说，它不只是属于惩罚，在古代刑罚当中，也有这一项。
古代有一种名叫“髡刑”的刑罚，就是将罪犯的头发全部剃去。史书中有关这种刑罚的记载很多。例如，西汉时期，当昌邑王刘贺被霍光废黜时，他从昌邑国带过来的旧部大多被杀，但其中有个名叫龚遂的人，因此前曾多次劝谏刘贺，得以免死，只是在接受“髡刑”后再罚做劳役。汉文帝在废除肉刑时，明确原来需要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的，改为接受“髡钳”（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同时罚做苦役。
曹操自己动手“割发”的行为，自然不能算作是服刑，只能说属于一种惩罚。类此以“割发”自罚的情况，也并非他的首创。东汉时期，大臣邓骘的儿子邓凤受人请托替人谋官，邓骘获知后就曾将邓凤的头发剪去，然后带着他进宫去向自己的妹妹邓太后谢罪。
头发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称之为“盆景”也不为过。行走在大街上，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发型。
古人则不是这样。头发虽然未被列为人体器官，但作为与生俱来的附着物，又位居人人可见的头部，历来备受重视。无论男女，对自己的头发都会予以精心的保护。女子就不需要说了。男子未成年时，头发两边扎成结，形似两只羊角，便有了“总角”这个名词，稍长则束发为髻，谓之“束发”，成年时还要盘发加冠，行象征成人的“冠礼”。
不仅如此，头发在古代还被赋予了人文方面的内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孝经》里面的话，毁伤头发被视为一种不孝的行为。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也是蓄发的。不同之处在于，为了适应马背上的生活、生产和征战的需要，他们在结辫子的同时，会将额头前面的这部分头发剃去。大家最为熟悉的，是由满族建立的清朝，曾在全国范围内强推“剃发令”。
清王朝的统治者可以认同和接受汉族文化，却在“发式”这个问题上不依不饶，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此举将头发的人文意义推到了顶峰。
通过以上分析，个人认为，曹操这次“割发代首”，意义和作用在于，通过以身作则来彰显遵守军令的必要性，及其所具有的强制性，属于严肃军纪，而不属于司法的范畴。认为此举有损司法公正，是一次“变形走样的闹剧”，则有失偏颇，显得极端。
□李离伏剑，本质属于以身作则
有关“李离伏剑”的故事，《史记·循吏列传》作了如下记载——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古往今来，这个真实发生的历史故事，一向被作为追求司法公平公正的典范。司马迁在传后写下的史评（太史公曰）中就说：“李离伏剑，为法而然。”
我们后人分析和评价李离采取这个行动的动因，既要参考前贤的观点，更要对原始的史料作出全面准确的解读。下面，不妨就此来做一些分析。在这对君臣两个回合的问答中，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
在第一轮问答时，晋文公的话中，出现了两组相对而言的关键词：贵与贱、过与罪。按照个人的理解，此君的意思当是：贵者为过，贱者有罪。即：这次错杀人，李离有过，他下面直接办案的人则有罪。
李离显然也是这么理解的，所以他在回答时有针对性地指出：自己居上位、受厚禄，既然不曾让位与分利，那就不应当将罪责推给下面的人。他的这一次回答，并未触及司法领域，而是止于行政层面，强调的是，自己应当作出表率，也就是要以身作则。
在第二轮问答中，晋文公针对李离的回答，也采用了同样的“类推法”，提出了他作为国君，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将”了李离一“军”。
李离在这一次回答时，转向了司法层面，认定“失刑则刑，失死则死”；至于晋文公打算“搅局”的意图，他作出了厘清，接强调国君的职责只是选用执法的官员，依法行事则属于执法官员的责任。所以，只有他该死，与晋文公没有关联。
黄梅戏《李离伏剑》剧照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李离之所以将自己处以极刑，实际上存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他作为长官，在做到司法公正方面，应该以身作则；二是具体到这个案例，必须遵循当时“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的司法原则，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代价。
李离要是活在当今，他就是想死也死不了。他要是死了，晋文公倒真有责任了。因为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那种原始的“以刑抵刑、以死抵死”的执法理念和司法实践，早已被废止。如今对冤假错案的处理，实行的是司法人员违法的按犯罪追究、违纪的用纪律处理，同时由国家对受损受害的当事人，作出司法赔偿。
即使是在李离生活的那个时代，他其实也是不当死的。他实际上是在用一种极端的做法，来彰显司法公平公正的极端重要性。堪称以极端对极端。当然，尽管原始的肉刑早已废除，但他的这种精神境界和严谨态度，也并不存在过时的说法，应当予以尊重和继承。
但是，在宣传教育层面，我们就不应当完全忽略李离希望以身作则的这个初衷，而一味强调像他那样，就是做到了司法公平公正。实事求是地分析，对李离“伏剑”的壮举以及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从以身作则这个视角来理解，应该更接近这个历史故事的本质内涵，而且也更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和作用。他并不只是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