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若作出错误选择，将传统中的糟粕视为瑰宝，也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所谓的“国体明征主义”，就是依据《纪》、《记》古代神话，宣扬日本天皇是“神的子孙”，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神国”。
《军人敕谕》和“肉弹”
新渡户稻造是长期在美国和德国生活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在年用英文写了《武士道》一书，向欧美各国介绍日本武士道的渊源、特点和影响。他认为儒学是武士道的最重要渊源，说：“就严格意义的道德教义来说，孔子的教训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新渡户稻造认为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取胜就是靠的武士道，“有人说战胜中国是靠村田式步枪和克虏伯大炮的力量，又有人认为是近来教育组织的功业，但这只不过是说穿了真理的一半。······我们在鸭绿江、朝鲜和满洲取胜，靠的是跃动于我们心中的祖宗的威灵”。
关于武士道的前途，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作为体系是消灭了，但作为道德依然生存。”“其力量于地上无穷尽”，“其光明，其光荣将永存。”新渡户稻造可谓当时“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就连他也赞誉武士道与军人精神，可见以儒学道德为最重要渊源的武士道精神是以怎样的深度与广度毒害着日本民族的心灵。然而，这种单纯的礼赞毕竟缺乏理论思维的色彩。于是，一些御用学者便出来宣扬国家主义思想，为武士道精神作注脚。
加藤弘之在年写了《日本的国是》，强调日本不应采“商国主义”，而应取“武国主义”。三宅雪岭、陆羯南等人在年组成“政教社”，提倡所谓的“日本主义”。三宅雪岭在年出版的《真善美日本人》一书中说：“扩张军备不可不愈益加强。”井上哲次郎在年写成《敕语衍义》一书，是最权威的《教育敕语》注释。他在序文中说，《敕语》是宣扬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精神的，在日本如舍弃儒家的忠孝之教，就如同厌弃平坦明白的正道而寻找冥暗崎岖的斜路。
他在解释《敕语》中的“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时说：对真正的男子来说，没有比为国而死更愉快的事了。另如重野安绎写的《敕语衍义》和内藤耻叟写的《敕语训义》都在注释“义勇奉公”时，全文引用《军人敕谕》，宣扬武士道和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一些知识分子，如吉野作造等人发起所谓的“大正民本主义运动”，要求实行立宪政治，反对军部专政。因此，武士道和国家主义的宣传暂时退潮。
但是，随着20世纪20、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世界性的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兴起，在日本又出现了打着各种旗号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潮。然而，不管是宣扬“对日本国体的自觉”的“日本精神主义”，还是强调“日本农村国质”的“日本农本主义”或是以“东洋和西洋的对立”为借口，宣扬日本负有“解放亚洲”使命的“日本亚细亚主义”，如同当时的进步学者户坂润所分析的，都是“由日本的特殊职业集团（军部）的存在及其意识所规定的侵略性的军国意识”。
尽管它们未必具有统一的世界观构造，但“经过皇道主义，最后都归着于国体明征主义”或是“其所有的思想都被集约为忠君爱国四个字”。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对外侵略战争中，与这种日本型的法西斯主义相结合的武士道精神，便被军部法西斯用作驱使日本人民甘当其炮灰的工具。例如，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在担任陆军大臣时，曾于年1月8日对日本军队发布过所谓《战阵训》。其中第一条就是“大日本乃皇国。万世一系之天皇在上，绍继肇国之皇谟，君临于无穷。······臣民亦忠孝勇武，祖孙相承，宣扬皇国之道义，翼赞天业，君民一体，以克致国运之隆昌。”
这里也是以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皇国”的“国体”神话，和“臣民”应“忠孝勇武”的儒家道德说教，把无数日本人民引向灾难的战争。就在这种欺骗舆论横流的时代里，确有一些日本青年军人把对外侵略视为“皇国”的“圣战”，以当炮灰为荣；但也有些日本青年军人虽已逐渐识破这些说教的虚伪，却迫于舆论不得不做战争的牺牲品。例如，在年10月，日本海军航空兵派关行男大尉等24名飞行员做“特攻”队员，让他们以载着炸弹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做自杀式进攻。
临行前，司令官大西泷次郎中将对他们说：“诸位已经是神啦。因为是神，就设有欲望了。······诸位安心地去吧！”临上飞机前，关行男大尉给父母写了封诀别信，信中说：“我决心以身报君恩。武人之本怀舍此无他。”其实这是言不由衷。他对一位同伴才讲了真心话：“日本已经完了。连我这样优秀的飞行员都给杀掉啦。”在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14年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及其制造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
“布施王道”的谎言
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在对中国和东亚各国实行侵略占领时，也利用儒家思想作宣传手段。中、日传统文化有其共同性，其中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即其共同性内容之一。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利用中日传统文化的共同性，尤是其中的封建性糟粕作为灭亡中国的根据和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思想工具。例如，他们胡说：“日本民族将来向大陆发展，是要布施王道，使边隅都受王化。”什么是所谓的“王道”呢？他们解释说：“王道一词见于《书经·洪范篇》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这在政治上相当于《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的德治主义。”
他们把建立伪“满洲国”描绘成实行“王道”的典范，说：““满洲国”标榜王道立国，正是恢复了中国的本来面目。”把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也说成是：“日本不同于辽金元那种暂时的以力压服中国，而是代天实现为中国人所抛弃的王道，拯救中国四亿之民。”甚至于把侵华战争和镇压抗日运动都打扮成是“代中国”来拯救“孔教”，是“正义”的行动，说什么“中国有中国本来的治国大道，即儒教的经纶之道，其具体表现就是王道。到了民国抛弃了这种精神，走向三民主义·····特别是被腐蚀到容共赤化，就更不能不说是陷入邪妄的迷途。”
“今日最为必要的，就是代替中国来救中国，并纠正之。所谓纠正，当然是正义战胜不义······”这些军国主义者还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把他们侵占中国说成是“天命”所归，企图让中国人民永远服服帖帖地做他们的“顺民”，胡说什么“日本作为东亚的盟主，应该指导亚洲各国，使之讲求善治之道。谋生民之安定，进而贡献于世界和平。这是赋予现今日本的天命。······我们必须确信此天命，并努力使他们（指中国人民）归顺这种天命。······镇压现有中国民族的顽强执拗的抗日意识，也必须是使之觉悟此种天命，知抗日之非。”
日本的军国义者们就是用这些谬论，颠倒是非，把他们的侵略、杀戮、掠夺行为，说成是解救亿万斯民于倒悬，引导羔羊出迷途的“义举”。在中国东北和其他沦陷区内，日本军国主义者还把尊孔读经作为奴化教育的内容之一。例如，在他们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建国宣言》中就宣称“教育之普及，当礼教是崇，实行王道主义。”他们规定在学校里要设经学课程，以《论语》、《孝经》为教材。他们还恢复孔庙，按时祭孔，在东北和曲阜等地都搞过祭孔仪式。
日本军国主义者是要灭亡中国的，但是，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自居，提倡尊孔读经。这不能不令人深省。它表明完全否认儒学思想中有可以继承的精华，固然是片面的认识，但是，我们从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利用的儒家“天命观”、“名分”论和“忠怒”道德来看，也不能不认为儒学从一定意义说是剥削阶级统治者的学问，是让人民安分守己的，甚至有可能被利用为制造亡国奴的理论。
结语
所以，这各种牌号的“日本主义”，不外是神秘主义的“国体”观和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混合物，归根到底是“日本型的一种法西斯主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学曾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的历史中，我们应记取这样的教训：对于传统文化，倘若撷取的不是精华，而是其糟粕，那么它所造成的惨祸便会烈于它在历史上的毒害。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儒学道德的恶用和前述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论，为我们提示了对待儒学思想的负面与正面的两类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