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孝道是古代中国“养老文明”的内核,是“中国式养老”的文化基因。数千年来,传统孝道承载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晚年生活,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进入新时代,如何弘扬中华养老文化传统,让亿万老年人安度幸福晚年,成为当代中国老人最为关切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民生问题。
辽宁省博物馆藏宋人孝经图卷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去年以来,我们组织在校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回到家乡所在地,以老年人为对象,采取“一对一”“面对面”的形式,开展了“老年人心中的当代孝道”专题问卷访谈。共访谈余位老人,涉及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个市(区、县),.6万余人口(以访谈对象所在村/社区为统计单位),回收有效问卷份。
调查发现,传统孝道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被国人尤其是老年人认可,并被创造性地传承与弘扬。
一“敬养父母”仍然是老人心中最基本的孝道行为。当下,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养”,更多的是需要子辈在精神上的“敬”,是“常回家看看”,是“更多的陪伴”。“孝贵在敬”是传统孝道在当下“变”中的“不变”。
访谈结果显示,在老人心目中,最看重的是儿女的孝道行为“伺亲”,如常回家看看父母,经常陪伴老人,占78.9%;其次是表达儿女孝心的“敬亲”,即精神层面的尊敬,发自子女心底的爱,占31.9%;“养亲”,即物质层面的供养,包括给钱给物,买东西等,仅占8.6%。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老人们普遍认为女儿比儿子更孝顺。
传统孝道的核心要义是子女“善事父母”。孔子认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论语·为政》),“能养”是孝最基本、最基础的表现。“能养”不仅是从饮食上供养父母,而且要“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也就是家有辛劳之事,应代父母承担,物质享用上应当优先父母。在孔子看来,“爱护”“守护”“保护”父母是“能养”的应有之义,即使在父母物质生活有保障、身体健康的时候,关心和爱护父母也是子女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这些都是做人的本分,是社会对人子的基本要求。
一个人只是尽到自己作为人子的本分还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敬”。“敬”是尊敬、敬爱,有学者指出,敬之根本,是发自内心的对于父母真诚无私的爱。如果出于功利目的,比如,父母可以给自己带孩子、做家务,或者父母有可观的财产供自己继承等等而善待父母,则这种爱是一种自私的爱,不是“敬”。“孝”必须和“敬”紧紧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孝”。
《孝经》将孝道概括为物质上的“养”和精神上的“敬”“祭”三个方面,即从物质上赡养和悉心照料父母;从精神上体贴、关心、愉悦父母,做到“爱”“敬”“忠”“顺”;在重要的节日或者祖先的忌日祭祀先祖,以“报本反始”“慎终追远”“继志述事”。
“孝”是中华文化横向延伸的始发性观念和文化精神,广泛渗透于传统中国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处理诸多人际关系的依据。如,人们敬奉“天地君亲师”,遵从“五伦”“六纪”的人伦关系,以及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日方面的规范和习俗,一切都源于孝道。
“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经过代代相传,“孝”逐步演化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它所表达的既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爱敬的情感,更是每个人为人处世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成为浸入中国人骨子里的德性,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近百年来,尽管“孝”的文化价值经历了“误读”甚至被“否定”,但是,以“孝敬”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孝道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被国人认可,并被创造性地传承与弘扬,发挥着整合社会意识、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直到今天,“孝”依然是评价一个人价值观的主要标准之一。
孝道具有时代性,其内涵和行孝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代社会,“孝”不再可能成为做人治国的“全德”,行孝方式也不仅仅是传统的陪伴。“父母在不远游”“埋儿奉母”等观念和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而教父母上网,经常给父母打电话、视频问候等,已成为表达孝行的现代方式。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尤其是近年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全覆盖,物质上的“能养”已不再是主要矛盾。老人大多退休或赋闲,身体机能逐步退化,较之年轻时候的丰富多彩,生活渐渐归于平淡,虽然物质上的衣食住行大多不成问题,但对亲情及亲人的精神慰藉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
孝贵在敬,这是孝之常道,没有变,也不会变。带着自己的儿女“常回家看看”“更多地陪伴老人”,在很多老人心目中是最具分量的孝道行为。尽孝难在“(色)敬”(《论语·为政》)。这种发之于心、形之于外的对父母的尊重、爱敬,是传统孝道里“孝”的题中应有之义,时至今日,依然是当代家庭孝道孜孜以求的良好境界。子女“常回家看看”,并且“更多地陪伴老人”,既是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赋予子女的看望义务,也培养一种看望习惯,升华一种亲情力量,更传承亲情和美德。
二“不让父母担忧”成为老人心中普遍认可的孝道行为。子女事业有成,担当有为,能过好自己的生活,既了却了老人之“忧”,又彰显了老人今生对子女养育的成就,更寄托着老人对未竟梦想的追求。“立身行道”是传统孝道“变”中的“不变”。
当代社会,子女从血缘共同体入世,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孝”呢?调查结果显示,78.0%的受访老人认为“儿女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让父母担忧”就是“孝”,其中,多数老人在个别访谈中均表示,子女“事业有成、担当有为、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显然,当代老人的这一观念,带有当下时代的特征,但其基本精神,则与古代孝道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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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使“父母忧”?儒家“孝”的理论从三个向度给出了答案。
第一个向度,珍爱生命、洁身自爱,做到“受全归完”。《孝经·开宗明义章》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告诫人们,人的身体是父母赋予的,保全好自己的身体发肤,是“孝”的开始。正是出于对父母真诚无私的爱,凡事才会设身处地为父母着想。正所谓:“言孝子不妄为非,唯疾病然后使父母忧。”(《论语注疏》)“不妄为非”,是为了不使父母为自己担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也蕴含着“不使父母担忧”之意。所以,要洁身自爱,“不辱其身,不羞其亲”(《礼记·祭义》)。
不啻如此,还要“修身近仁”。仁为“爱”,发自内心,此种爱是“血气之亲”,最为本源,至真至切,由爱亲而及爱人,此种情感近乎“仁”。孝为“血气之情”,最为原始,最为根本。身之本在仁,仁之本在孝,仁孝一体。仁始终是由“己”由“内”即由最原始的情感而发,即仁必行于内。因此,达到“仁”的境界,需要“修身”,“修身近至仁”。修身即是修“孝”,正身即是爱亲,由正身而正世,由爱亲而爱人,成为“仁者”(郭店楚墓竹简《六德》)。唯有如此,方可学会做人、勤勉成才、身心健康、积极入世,并在修齐治平中彰显生命价值,最终实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礼记·祭义》)的孝行,这也是让天下父母不忧的最基本的孝行,时至今日,仍然被普遍认可。
第二个向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做到“继先传后”。中国人具有强烈的生命本根意识,突出表现在对先人的“追孝”,即对祖先或死去的父母的祭祀上。“慎终追远”的根本目的在于“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是不忘本来、面向未来”,也是对“我们从哪里来、根在何处、要到哪里去”的独特思考与回应。肉体的生命周期是短暂的,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谁也无法超越。如何使“本”永续?传统孝道认为,一是称扬绍述。“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礼记·祭统》)通过对“本”的传承弘扬,而不是建构“上帝、天堂、地狱”来实现生命存在的永恒价值。二是传宗接代。“父母生之,续莫大也。”(《孝经·圣治章》)当人们试图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时,自然地选择了“传宗接代”,把生儿育女、延续生命视为最重要的事情,并将其作为传统孝道的核心内容之一。
婚姻在传统社会受到高度重视。“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礼记·昏义》)“大婚,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婚姻生育是“继后”的孝行,是人类生命生生不息之本,生生不息就是永恒,因而具有大本大根的意义。所以,传统孝道把对个体生命的永恒追求建立在继先传后、生生不息的婚姻基础之上,把“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作为人子的义务和责任,也是父母最上心、最操心、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