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福建籍朱子学者中，以易学著称者有丘富国、张清子、熊禾、陈普四人。元代福建朱子易学界与外界的交流，以外地学者来闽为主，最具代表性者为新安学者胡一桂、董真卿师徒，在30多年间多次入闽。
元代福建朱子后学对《周易》的研究，主要可分为集注朱子易学著作、解说《周易》经传、推演易图三种形式，均与朱子易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其对待朱子易学的总体态度是：不拘泥朱子之说，而以己意对朱子进行丰富发展，或提出不同看法。此态度对元代福建之外的其他地区的易学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元代治《易》的福建籍朱子学者
目前所知，学出朱子且有易学著作全书或佚文传世的元代福建籍学者，主要包括以下四家：
1.丘富国，字行可，建安（今福建建瓯）人。
弘治《八闽通志》有传，谓：“尝受学于朱氏之门人，淳祐中登第，为端阳僉判。宋社既屋，遂不仕。”按，所谓“朱氏之门人”据俞琰说，应为徐几。
徐氏为崇安人，曾筑静可书堂于武夷山，博通经史，尤深于《易》。
景定间曾受荐举，迁建宁府教授。其学“出自紫阳、西山之传”，丘氏从之学，也属蔡渊一派。
黄震曾于咸淳八年荐举丘氏，谓“判官如瑞州丘富国之详明正直”，则前引《八闽通志》曰“端阳”，或为瑞州之误。所著有《周易辑解》十卷、《经世补疑》三卷、《易学说约》五篇，皆发明朱子宗旨者。
《周易辑解》今亡，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引用颇多，明初修《周易传义大全》，又多从《集注》转引。其余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注》、熊良辅《周易本义集成》等，也都有引用。
同郡张谅、张责兄弟及郑仪孙皆从丘氏学《易》，其中郑仪孙较有影响力，所著有《易图说》，今亦不传。张复又从郑仪孙学《易》，得丘氏之传。可见，丘氏一派易学在宋末元初的建安地区影响力很大。
2.张清子，字希献，号中溪，建安人。
生平不详，仅据今武夷山张氏题诗石刻后题“至元庚辰春，武夷书院教授张清子书”，知其于至元十七年曾任武夷书院教授。著有《周易本义附录集注》十一卷，约大德七年成书。
今存元刻本二部，一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一藏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又陆心源旧藏影元抄本一部，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
其后熊良辅、董真卿等也都有引用，明初修《永乐大典》亦有收录，《周易传义大全》更将其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从引文来看，《集注》引录最多的为丘富国之说，达三百余条，足见张氏之学与丘氏有密切关系。
3.熊禾，字位莘，一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建阳人。
从伯父熊卿胄曾从学于蔡渊、真德秀，族叔父熊节为朱子门人，熊禾本人还曾从学于徐几，与朱子渊源甚深。撰有《易学启蒙图传通义》，成书后直至熊禾逝世后四十余年的至正十三年，才由其曾孙熊坃刻于熊禾曾执教的鏊峰书院。
较早的传本，有天津图书馆藏明刻二卷本，清代则多为七卷抄本。另有《易经训解》四卷，为《五经全文训解》之一，有明崇祯刻本传世，复旦大学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等皆有收藏。
董真卿《周易会通》谓熊氏有“易说数段”，或许即指《易集疏》而言，其书已佚。与熊氏交好之建阳人刘应李，撰有《易经精义》，今已不传。或谓其为真德秀门人，虽未必确实，但也应是对朱子学较为认同者。又同安人丘葵，字吉甫，慕朱子之学，从吕大圭得朱子之传。
宋亡不仕，有《易解疑》，已佚。丘氏有《同建阳熊退斋游九日山》《送熊退斋归武夷》等诗，也与熊禾有来往。熊氏、刘氏、丘氏等治《易》之福建朱子学者，在元初往来唱和，也形成了一个小的团体。
4.陈普，字尚德，号惧斋，宁德人，学者称石堂先生。
其学出于辅广门人韩翼甫，并与熊禾、刘泾有交往，著有《易解》。
《文渊阁书目》著录“《易》陈普解，一部，二册”，可见明初尚存，今已不可见，但《永乐大典》里还保存有佚文30余条。另有《易讲义》18条，保存在《石堂先生遗集》中。
其门人韩信同，字伯循，号古遗，亦宁德人，著有《易经旁注》，已佚。可见，陈氏易学也形成了一个小的流派。
二、元代福建朱子易学界与外界的交流
元代福建地区的朱子易学，一方面自成体系，另一方面也与其他地区有密切交流。这主要表现在外地学者到访福建，并与福建当地的学者讨论朱子易学相关问题。
此方面最具代表性者，当属新安学者胡一桂与其门人董真卿。
1.胡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号双湖，婺源梅田人。父胡方平，受业于朱门后学董梦程、沈贵珤。胡一桂南宋景定五年年十八，以易学领乡荐，试礼部不第，入元后退而讲学。其一生之中，至少三次前往福建。
第一次为至元二十六年春。此时，胡一桂之易学著作《易本义附录纂注》已纂成，其父胡方平之《易学启蒙通释》亦修订完毕，胡一桂遂携二书入闽访学。胡氏此次入闽约三到四个月，并在武夷山结识了与其同年的熊禾。
二人相见甚欢，熊禾在送别胡氏时相约明年春天，裹粮武夷山中，再相与讲论。
第二次为至元二十八年九月。胡一桂首次入闽返回新安后，其父胡方平已去世。胡一桂继承父志，拟将《易学启蒙通释》与《易本义附录纂注》设法刊刻，本次入闽即为筹划此事。此行历时十个月，在熊禾、刘泾的帮助下，终告成功。
第三次为大德八年。此次胡一桂入闽，是携其门人董真卿（字季真）前来。与前两次入闽不同的是，此次胡氏在福建滞留长达两年之久。在此之前，胡氏大约已筹划此事甚久，元贞二年陈栎致胡一桂书信中，谈及胡氏附注《诗传》，谓“兼闻入闽之期已的，恐一刊印后，改正便难”，可见彼时胡氏即有入闽打算。
最晚在大德六年，胡氏的《诗集传附录纂疏》与另一历史类著作《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已确定撰成，而刊刻《诗集传附录纂疏》应是胡氏第三次入闽的主要目的。
本次在闽期间，熊禾为其《十七史纂古今通要》作序，但似未提及《诗集传附录纂疏》的情况。
直到胡氏卒后十余年的泰定四年，此书方由建安刘氏翠岩精舍付刻，卷前揭祐民序言谓“大不忍以用朱子之学者堙郁不售”，可见此前应无刊刻，由此亦可推知，胡氏此次谋刻《诗集传附录纂疏》并不顺利。
但弟子董真卿谋刻其父董鼎《孝经大义》之事，则得以成功。熊禾在大德九年为《孝经大义》作序，由此，董氏开始与福建学者建立了联系。胡一桂最后一次入闽返乡时，曾与熊禾约定“来岁冬春之交再入闽”，以完成对三礼的注释，但并未能成行。
2.董真卿
约延祐二年胡一桂去世，董真卿于本年再次入闽，谋刻其父董鼎之《书传辑录纂注》，此文虽未题写作时间，但文中提及“后岁丁巳”，为延祐四年，可以据此推算。
延祐五年，《书传辑录纂注》在福建书坊刻成。天历元年，董氏撰成《周易会通》，并于元统二年由其子董僎“负笈闽关，谋绣诸梓”。
此行董真卿可能也随往，是为第三次入闽，并在回程时作诗以纪行。其诗未见流传，但董寿民和诗尚存，可见其欣喜之情。
综上所述，胡一桂、董真卿师徒在30多年间，先后多次到访福建，与当地学者讨论易学问题，并至少刊刻了三部以羽翼、阐发朱子易学为主的著作，即《易学启蒙通释》《易本义附录纂注》《周易会通》，成为元代福建朱子易学界对外交流的典范。
由此反映出元代福建朱子易学界与外界交往频繁，且持续时间长，水平较高，非泛泛游观者可比。
除此之外，元代还有一批深于易学的外地学者，或隐居，或为官，或求学于福建。这些学者在闽治《易》期间，也应或多或少地涉及朱子之说，并对福建朱子易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另有部分福建以外的学者，虽然未必亲自入闽，但却通过书信往来、寄赠易学著作，与闽中保持联系。
三、元代福建学者对待朱子易学的态度
从形式上来看，元代福建朱子学者对《周易》的注解与研究，大约可分三类：
1.以集解的方式，对朱子的易学著作进行注释
此方面最具代表性者，当属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其书在《易本义》原文之下，先采朱子语录、文集之相关内容为“附录”，再集诸家之说为“集注”，并附以张氏自注。
其形式与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注》十分类似，《易本义附录纂注》亦刻于福建，较《周易本义附录集注》仅早出约十年，《周易本义附录集注》中且引用了胡氏之说，明显是看到了《易本义附录纂注》并受其影响。
从规模上来看，《周易本义附录集注》引用诸家之说多达百家，而刻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易本义附录纂注》仅集大约三十家之说，《周易本义附录集注》显然较胜。
但从学术性上来看，《周易本义附录集注》不仅较为晚出，且其中所谓的张氏自注，有相当一部分是拼合改窜前人注文而来，不如《易本义附录纂注》之精。
尽管如此，作为元代仅有的几种由福建籍学者撰写的完整传世的易学著作之一，《周易本义附录集注》与朱子易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值得重视。
2.以己意为主，对《周易》经传进行解说。
丘富国《周易辑解》与陈普《易解》大致应属于此类。今观其佚文，多是丘氏自出胸臆的注释，虽偶尔引用蔡渊等人之说，但总体而言，并非以引录诸家为主而附见己说的集解体。陈普之书从佚文来看，较为简洁，部分注解仅寥寥数语。
此类著作虽然并不直接针对朱子易学典籍作注，但仍与之有密切关系。以陈普《易解》为例，现存的佚文中，不乏有引录朱子之说者。可见其受朱子影响颇深。
3.以图解《易》
熊禾《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与寓居福建的张理所著《易象图说》属于这一类型。
熊氏之书从书名上来看，即是以图式的形式，通朱子《易学启蒙》之义，其分篇也略依《启蒙》，分为“本图书”“原易卦”“明蓍策”“考变占”四部分，与朱子易学的关系自不待言。
张理《易象图说》内篇，同样比附《启蒙》分为四部分。黄镇成且谓张氏之说是“续邵子、朱子之图而自为一家”，贡师泰亦称其“于朱子《本义》所列九图之外，复推演为图一十有二”。
尽管其具体图式远较《本义》《启蒙》繁复，但仍可看出其受朱子启发之处。
以上三类著作，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与朱子易学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窥得元代福建学者对待朱子易学的态度是：不拘泥朱子之说，而以己意对朱子进行丰富发展，或提出不同看法。
与发展朱子者相比，提出与朱子不同看法的情况更值得加以重视，其具体形式又有两种：一是虽不显斥朱子之非，而不用其说。
丘氏作为朱门后学，此处并没有遵循朱子之说，故旨在羽翼程朱的《周易传义大全》未引此条。二是明确指出朱子之说存在不足，而不予采用。
四、结语
作为朱子故里，福建是元代除江西以外朱子易学传播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地区。然而，尽管朱子在福建出生及长期生活，但号称“领袖朱门”的西山蔡氏一派，却被后人评为“其律吕象数之学盖得之其家庭之传”，实际上是保有相当程度的学术独立性。
而元代福建学者，特别是初期的丘富国、张清子、熊禾等人，又多为此派后学，故其独立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现存元代福建学者的易学著作，没有一部是谨守朱子藩篱者，而是或如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之注释《本义》而多与其不同，或如熊禾《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之发明朱说。
此外，西山蔡氏一派重视图书象数的传统，也被元代福建学者继承下来。熊禾、张理、郑仪孙等，都有易图学方面的专著。丘富国、张清子等解说《周易》卦爻辞时，也采用了不少象数学方法。
总的来看，尊朱子而不泥于朱子，可谓是元代福建朱子易学的整体特征。元代福建地区的朱子易学，对其他地区的易学发展也产生了影响。吴郡俞琰、江西熊良辅、董真卿等，分别看到了丘富国、张清子、熊禾等福建学者的著作，并加以引用。
而闽中不拘泥于朱子的风气，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胡一桂、董真卿等多次来闽的外地学者。
但在其二度来闽之后，其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撰写《诗集传附录纂疏》与增订《易本义附录纂注》时，开始提出为数不少的异于朱子甚至批驳朱子之说，并由此引起了立场较为保守的新安学者陈栎的忧虑。
此种转变与胡氏同福建学界的交往应有一定关系。由此可见，福建朱子易学在元代易学与朱子学发展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