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两广事变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广东处于军阀陈济棠的统治之下。陈济棠为改造人心，并巩固自己统治，大力推行尊孔读经。广东的中小学是陈济棠推行读经运动的重要地方，采用课本有《孝经新诂》和《经训读本》。但是，当时中小学的读经运动不但在广东，就是在全国范围也是不得人心的。许崇清事件是教育界人士反对广东中小学读经运动的最突出例子。《教育杂志》的大讨论也说明了在经历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家思想失去了在中国的正统地位，文言文不受欢迎，尊孔读经基本上难以得到人们欢迎。
关键词：读经运动，陈济棠，许崇清，《孝经新诂》，《经训读本》
陈济棠鼓吹在广东中小学进行读经
年6月18日，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请通令全省学校恢复读经。并拟具“正学风办法”：（一）由教育厅将《孝经》、《四书》摘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编为经学教科书；（二）大、中、小各级学校以经学为主科，每星期至少授课六小时；（三）作文命题，经学题应占其大半；（四）唱歌一科，将诗经及古圣贤之雄壮诗词采入，以“养成浩然之气”；（五）考试成绩，以操行为重。以上均经西南政务委员会通过。陈济棠随刊《孝经》，颁发各部属及各学校诵习，并为之作序。同时由总部秘书处选派经学深邃者数人，轮流到军校担任主讲。[1]
陈济棠提倡中小学读经，意图是鼓吹儒家道德，这和南京中央是一致的。在陈济棠提倡中小学读经以前，南京中央就提出，必须使儒家道德与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相结合，以陶冶国民党心目中的道德人才。新生活运动所鼓吹的，也无非是培养符合儒家道德的人。早在年3月，在国民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提出了“教育方针及其实施原则案”，该案经这次大会第十一次会议议决，在同年4月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根据该教育宗旨，附有八条实施方针，其中第二项就规定：普通教育须根据总理遗教，以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2]
读经需要有相应的课本，中小学的经学课本，是由广东省教育厅负责的。至年6月25日，省教育厅派委员七人，组织经书编审委员会。[3]7月20日，西南政务委员会派黄麟书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4]以推进中小学读经。至年8月29日，广东省政治研究会讨论将经书编入课本。以《孝经》、《四书》为中小学经书读本；以《经训读本》为中小学修养读本。全读、选读并用。[5]教育厅编经委员会编订的《经训读本》，适用于高小至初中各年级；编经委员会还编订适用于初小各年级的《新公民课本》，其稿本的开头一课就有“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的字样。[6]
对于尊孔读经的所谓“经”的范围，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说来，是以传统儒家的典籍为主，广义的“经”有时也包括了中国其他的传统典籍，如《史记》、《文心雕龙》、《说文解字》等。陈济棠认为的中小学读经，要以《孝经》、《四书》为主。在所有儒家典籍中，陈济棠最重视的是《孝经》。
因为“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所以陈济棠提倡读经以《孝经》为主。要教育厅规定由小学一年级起就要粗明经义，高小至初中就要分年读完《四书》，高中以上便要诵读《五经》。而《孝经》则贯串从小学到高中的整个过程，人人必须诵习，而且要身体力行。于是，趋炎附势之徒，为迎合陈济棠意旨，推波助澜投机编经、说经以为进身之阶。当时甜水巷宋宅有一批古籍出售，有一本《孝经》是乾嘉间的拓本，索价竟要港币三千元。[7]
许崇清事件
然而，陈济棠推行读经的努力，受到了各方面的反对，当时广东教育界的元老级人物许崇清和金曾澄，都是极力反对中小学读经的。尤其是许崇清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金曾澄（－），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原名湘帆，广东番禺县人。少年时代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影响，崇尚西法。曾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年赴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堂肄业。年归国后任学部主事。年初南返广州，加入同盟会。同年12月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次年去任。年至年又任该校校长。曾动员华侨冯平山捐巨款兴建该校附属中小学校舍平山堂和景堂院。20年代初任广东省教育学会副会长、会长。－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其间曾于年2月至年3月间，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年与许崇清一起反对陈济棠提倡读经尊孔的倒退行径。年6月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州文史馆馆员，年任副馆长。主要著作有《三民主义问答》、《澄宇斋诗存》等。[8]
金曾澄是教育界的重要人物，他和许崇清极力反对陈济棠在中小学推行读经，中小学的读经一开始在教育界就是阻力重重的。
许崇清（－），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另号志澄，广东番禺人。年留学日本，学习哲学和教育学，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旋回国，与陈独秀主持广东省委员会。年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教育”部分。年后多次出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主张收回教会学校管理权。年与陈公博等被特派为广州国民政府教育厅行政委员会委员……－年、－年间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年间于中山大学、江苏社会教育学院讲授教育哲学和哲学概论。年11月负责接管私立广州大学，并任校长。年6月参加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年重长中山大学，直至逝世。[9]
许崇清和许崇智、许广平是一家人，在广东地位显赫，他在教育界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政治上，许崇清属于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他不属于陈济棠系统的人物。许崇清和陈济棠在读经问题上的矛盾，突出地体现在他在反对《孝经新诂》的实行上。许崇清后来详细地回忆了他审查《孝经新诂》的经过，以下的部分根据许崇清的记述，有所删节：
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是陈济棠培育骨干的地方。该校秘书卢允衡为了迎合陈济棠提倡读经的意图，特编辑《孝经新诂》一书，多方钻营请托，企图获准指定为学生读经的教本。但当时各大学课程是由教育部规定，不便变更，且大学讲授《孝经》的人材也不易罗致，故暂作罢论。而在中、小学方面，只要省政府（教育厅）通令就可实行，卢允衡他们以为是易如反掌的事。[10]
卢允衡为了推行《孝经新诂》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首先拉拢了林云陔最亲信的省府秘书长兼广州市教育局长陆幼刚，得其答允协力促成。卢知道公文审核须经过主管秘书，于是又密切与省政府秘书陈广澧联系。卢允衡还直接找到林云陔恳切请求，林被他纠缠不休，就批准了。事后，林云陔认为这事关系重大，省府不能擅专，有些悔意，便叫随从秘书林崇真对陈广澧说：主席对学校读孝经一案，因卢允衡苦苦要求，姑且批准。主席交代办稿时可以不准。陈广澧认为既经主席亲自批准，下边办稿人员谁敢变更原批。卒之，科员照主席的批示拟稿，科长、秘书核稿也不作变更，送到主席判行时，林云陔亲自再批：转呈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核定字样。这样，学校读经一案便转呈西南政务委员会核办。[11]
卢允衡知道这案转呈西南政务委员会核办后，便积极奔走，获得西南政务委员会麦焕章（桂系）、杨熙绩（胡汉民系）等的帮忙，《孝经新诂》一书经西南出版物审查准予出版，并于年秋经西南政务委员会第次政务会议决议通令教育机关办理。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处便将案转交广东省政府办理。当时金曾澄和许崇清都是空头的广东省政府委员，二人都是研究和从事教育工作的，于是省府在办理这案之前，行交二人负责审查，拟具推行办法。金曾澄和许崇清二人都是反对读经的，但又不能不考虑后果，经过磋商，决定由许崇清负责起草审查意见书。[12]
卢允衡知道由许崇清负责起草《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之后，就多次找许崇清，多方威迫利诱。先后找许崇清三次，曾说：“学校读经这件事是陈总司令提倡的，《孝经新诂》是秉承陈总司令的意旨编成的，请许委员迅予审查推行”。卢允衡第三次找许崇清时，还说：“陈总司令不喜欢教育厅谢厅长，要借重许委员”。又说：“全省有小学生十四万多名，中学生七万多名，以每人需用一本计算，《孝经新诂》可销售二十多万册，获利自当不薄。这书已组织公司交东印务局承印，当奉赠股票给许委员”等等。[13]然而，许崇清并不买卢允衡的帐。上文所说的谢厅长，指的是谢瀛洲。
许崇清起草《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时，起初用白话文，因白话文易于说清事理。后来，许崇清考虑到这案关系到教育前途，但在当时环境下又不便单刀直入地反对复古读经，且许崇清恐怕卢允衡他们认为许崇清不读古书，不太懂文言文，于是许崇清改用文言文来写，并使意思较为含蓄。许崇清的意见书，原来是有一段是批判该书宣传帝王思想的，也删掉了。许崇清的审查意见书长达数千言，由省府转报西南政务委员会审核。事后，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萧（原文作箫，误）佛成这样告诉许崇清：“西南政务委员会开会讨论这案时，由秘书丘锦贤将审查意见书宣读，读毕，沉默片时，陈济棠当时亲自出席，也默不作声；其后，委员黄季陆发言，他说：‘这件审查意见书很有道理’。我当主席，即询问各委员还有何意见？邓泽如委员说：‘有道理就通过’。最后，我说：‘既有道理，又无异议，应即通过’。这案就是这样通过了。”[14]
西南政务委员会，是由陈济棠的广东实力派、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军阀、胡汉民为首为国民党元老派三方组成的。桂系军阀不太过问广东事情，而胡汉民的元老派是受到陈济棠派系的排挤，双方是既勾结又斗争的关系。但陈济棠的实力派控制西南政务委员会是没有疑问的。许崇清反对陈济棠的读经意见，是在陈济棠出席会议的情况下通过的，这不能不使陈济棠感到十分难堪。
许氏的审查意见书的结尾部分这样说：“方今之世，则惟学校之社会与社会三民主义化同方并进，使学校与社会得其扶丞相济之宜，以共趋于大同，即我民族之道德亦可从而光辉充实矣。此亦求之以势而使其自至之道也。讲说章句苟且记问之学，可以资人饬智以自章，不足以使人自反于仁义也。”[15]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风波为胡汉民闹大了，弄得广州市关于读经的事情沸沸扬扬。
许崇清事件的余波
胡汉民原是西南反蒋政权的要角，可是由于他的意见不为陈济棠所重视，于是他经常托病住在香港，每月由西南政务委员会拨款供他在港办《三民主义月刊》等报刊。胡汉民派人向许崇清索稿，于是许崇清便将《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副本给胡汉民。结果意见书全文于年7月15日出版的《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一期上发表。据说，该期月刊寄到燕塘的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时，学员争先阅读那篇审查意见书，大家阅读后议论纷纷，不愿再上《孝经》的课。卢允衡见大势不好，马上向陈济棠报告。陈闻报大怒，立即召开西南政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免去许崇清的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以泄私愤，并给反对读经者警告。许崇清被免职后，亲友们均为他担心，劝许崇清走开以避其锋。但许氏自己心中有数，知道陈济棠不能奈何他，他仍在广州闲住了一些日子，才到杭州去。[16]
许崇清又提到，当陈济棠叫嚷“读经”的时候，一般有识之士都不赞同，响应的人廖若晨星。当时中山大学教育系教授雷通群曾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赞成学生读经，但提不出什么理论根据，更不敢触及许崇清在《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中的论证。[17]
以上是《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的基本情况。关于卢允衡的《孝经新诂》，已经领得西南出版物审查许可证第四十六号，由东印务局承印，全书仅九十页，定价四角，于年9月间已出版订正本，据说共印了十多万册。卢允衡他们准备于秋季开学时发行，打算大捞一笔。但西南政务委员会通过了许崇清的审查意见书，胡汉民的《三民主义月刊》又将许氏的审查意见书全文发表，卢允衡他们就不能用广东省教育厅的名义通令各学校采用《孝经新诂》做为教本。但卢允衡他们又不愿使可得的利益因之失掉甚至血本无归，于是他们便多方设法补救，结果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陆幼刚尽了最大努力，请求上级核准通令广州市各中、小学一律采用《孝经新诂》为读经教本，作为试点。这样一来可以挽回陈济棠倡议读经失败的面子，二来可以推销万册《孝经新诂》。[18]
《孝经新诂》的情况略如上面所讲，许崇清反对读经，使得陈济棠尊孔读经的努力受到重大挫折。中小学的读经，得以勉强推行的是《经训读本》。
《经训读本》和中小学经训的推行
根据当时广东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谭太冲的叙述，《经训读本》由广东省教育厅组成经书编审委员会负责编辑。其主要负责人是杨寿昌（果庵），《经训读本》的编经委员计有七人，除杨寿昌外，还有中山大学教授石光瑛。[19]杨寿昌是岭南大学的教授。
《经训读本》于年出版，年2月出第四版。篇首有杨寿昌序，长达二千多字，附编辑大意十四条：“第三条，经训课程小学五六年级每周九十分钟，高初中各年级每周两小时；第四条，所编经依年级以次由浅而深，由简而繁。”[20]
又据杨序说：“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伯南陈公深观世变，知不可不有以救其穷也，于是毅然本先总理恢复固有道德之旨，令燕塘军事政治学校一律读经，复有学校读经之提议，西南政务委员会通过此案，令行广东省政府教育厅办理”。这是与事实不符的。西南政务委员会最后通过作为定案的，正是广东省政府委员许崇清审查读经的意见书，许委员反对读经，并以此被陈济棠免职，舆论哗然。意见书自西南政务委员会通过后，全文转载于年7月15日出版的《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一期，杨序作于年8月8日。[21]杨寿昌当然知道许崇清反对读经的情况。
《经训读本》编写和推行，是在黄麟书当教育厅长的任内，黄麟书是陈济棠的亲信。黄麟书后来详细地谈及到《经训读本》的编写情况：
陈、萧两委员提议经书编入课本，以端士习一案，经西南政务委员会令省政府教育厅办理。谢前厅长任内即聘定杨果庵、冯侗若、石光瑛、刘子修、谭太冲、麦伯荘诸先生为编审委员，拟定分类编辑办法，取材以孝经、四书为基本，其他经传亦择要编入，并注意于中小学年龄心理及现代政制环境需要；小学五六年级经训读本，现已交商务书馆印妥出版；初中读本亦经编竣，正在印刷中。以上为教育厅奉令编经之经过情形。惟读经一事，关系重大。教育厅奉令编经之始，即会同经师宿儒，详为研究。当时主张有三说：（1）全读；（2）选读；（3）全读与选读并行。教育厅将上列三种意见提出政治研究会讨论，决定全读与选读并行。[22]
黄麟书的报告中，附有《附抄广东省中小学经训实施办法》，规定自年度起，高级小学及中等小学各年级，依照下列办法实施经训：
一、时间：小学每周增多九十分钟，为经训时间。中小学各级每周讲读经训两小时。
二、用书：
（甲）高级小学以孝经（唐元宗注）及经训读本为课本。
1．孝经全书十八章分两年读完，高小一年级每学期读四章，高小二年级每学期读五章。2．经训读本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发售，每年一册。
（乙）中等学校以四书（朱熹注）为课本。
1．论语全书二十篇，分三年读完，初中一年级上学期读三篇，下学期读三篇；二年级上学期读四篇，下学期读三篇；三年级上学期读四篇，下学期读三篇。2．孟子全书七篇，高中一年级读三篇；二年级读四篇。3．大学经一章、传十章，高中三年级下学期读完。4．中庸三十三章，高中三年级下学期读完。
三、教师：
经训教师，由各校校长聘请合于规定中小学教员资格，而对于经学有研究者担任之。
四、教法：
（甲）原经文义，有与团体及现代潮流不合者，经训教师应本“因时制宜”之义，对于时代环境政制之关系，详为解释，以期适应。
（乙）实施经训，在灌输中小学以基本道德之知识，俾其肄习，见之实行，故宜注重实践，以收身体力行之效。[23]
广东中小学经训的详细事项，略如上面所谈。但是，读经因为不受欢迎，能实行的时间不长，约只有、年。陈济棠下台后，读经运动在广东全盘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新生活运动。但即使陈济棠不下台，读经运动在中小学也必然是失败的。以下所要深究的，是广东中小学读经运动失败的原因。
《教育杂志》大讨论揭示读经不得人心
读经在中小学界的不受欢迎，除许崇清、金曾澄的例子外，教育界的很多人也对于读经不以为然。著名教育学家林砺儒就以十分冷静而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小学读经。林砺儒和许崇清不一样，如果说许崇清在政治派系上属元老派的话，林砺儒却是较为单纯的学人，他对于读经的批判，是以公正的学人态度为出发点的。他这样称：
处国难严重当中，要振作民族精神，而恢复普通学校读经，这一点挽救民族颓丧的热忱，我十分承认。但今日讨论教育，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民众化，须是人人皆能享受的，尤其是小学教育。（二）是现代化，须以现代生活为重。读过经书的人也许比较不读经的典雅些，优美性，然而这一点典雅优美，是今日中国五千五儿童之所必须而且必能享受么？经书里固有可贵的微言大义，但似不能说全部经书悉合现代生活，尤不能说现代生活之需要皆可求之于经书。这两层实在值得平心考虑。
经书的文章形式都是二千余年前古语，而今日中小学生却亟需受现代国语训练。……如果中小学又课读佶屈聱牙的经书，岂不更糟？
经书的微言大义，固然有的可以有益于青年修养，然而好似必须断章取义，按现代的科学的眼光，加一番淘汰和解释。那么，与其整部的读，似不如摘要译成现代国语，编入国语教本里，使学生较易领会。了解经书的时代背景而不为所困，从艰涩的古语里抽出一点精华，这是专门学者的工作，好似不该责之于中小学生，好比人人虽要用点金银，而采矿冶金却是专家的工作。今日中小学生须习现代生活的知识多得很，岂可又责备他们研经？欧洲教育史上人文主义，只限于贵族的中学教育，而且新人文派也只采取古典的精英，而不要古文形式，这值得我们借镜。总而言之，儿童心理、儿童精力和时代背景这几层都十分值得考虑。中小学实行读经，此项师资就是一个大难题，因为旧派老先生是决不胜任的。
提到读经，便容易联想到道德教育。可是道德教育关键在社会环境及学校生活训练。如果社会环境好，成年人少做坏事，多给少年儿童良好暗示，自然可栽培佳子弟。再缩小范围说，学校里先生们能诚心训练学生，指导他们生活得法，也可收相当效果。至于多读点古训，纵有效果也甚微甚微。
此外，读经又容易联想到复古。我却承认文化复古是救济现在的一番苦衷，很值得表敬意。可是这一条途径大可怀疑。[24]
林砺儒的文章发表于年《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五号。当时关于读经的讨论，是全国性的一个大问题。年，蒋介石在全国开展了以“礼义廉耻”为根本精神的新生活运动，且湘粤两省也在新生活运动的发起前后强制读经，年《中华教育界》发表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立时招来许多或反驳或支持的文字，讨论日趋热烈，最终引出了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的这一特大专号。当时，计有70余位教育界人士（绝大多数人为大学教授，亦有少数政界人士）参与了这场大讨论。关于读经问题的争议，自清末起绵延数十年未尝中绝，而由《教育杂志》精心策划的这一次讨论更是各场论争中最集中的一次。经过这次“集大成”的读经讨论，“读经”的呼声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难成气候。[25]
所谓读经问题的论争，首先便需确定读经问题中所谓“经”的范围以及“读经”在何种程度上成为“问题”。就这场讨论的内容而言，大多数人仍遵循惯例，将“经”当作“儒经”来对待，也就是认其为“五经”或“十三经”。但也有少部分人（如江问渔）认为“经”“子”二部之分原甚勉强，应将“子”部也纳入讨论范围，而朱秉国更以为这里的“经”指的是古书，包括经史子集。至于读经在何种程度上成为问题，《教育杂志》的编者在前言中即有交待，“其实所谓读经，假设当作一种专门研究，让一班专家去下苦功夫，本不成问题。现在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有人主张中小学生都应读经的这一点”，但其实“专家”和“中小学生”之间至少还有“大学生”这一层次。从讨论的内容来看，有些人认为大学生也不应该读经或者至少部分大学生不应该读经的。[26]
总之，参与《教育杂志》大讨论的专家们于读经之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多数人都是平心静气地参与讨论。一般参与讨论的专家都是对中小学读经之事持慎重态度，林砺儒的文章，就表明了一般的教育界人士，对于中小学读经之事是不以为然的。针对陈济棠所鼓吹的中小学读经，反对者大大压过了支持者，中小学读经之事，最终失败。但即使是大学的读经，反对者也是超过了赞同者。这说明中国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家思想失去了正统地位，文言文不受欢迎，尊孔读经基本上是难以得到人们欢迎的。
——本文同载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