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明清江南世家大族表现为“诗歌传家”、“理学传家”、“科举传家”等家族传统的形成，不应视为单一的线性叙事，而是一种“复合的传统”，即彼此之间可以并行不悖，世家大族之类型也不藉此以区分。
彭珑与“善书传家”的缘起
按照彭蕴章的叙述，彭氏家族最早编纂的善书是彭珑《真诠》。其载“云客公受于隐者，不著撰人姓名。其书言道家修养之术，《参同契》之流也”，又邵忠、李瑾编著《吴中名贤传赞》更载“（彭珑）初好释道书，每月朔望，集诸生，会文“文昌阁”下，数年不废”，综合这些史料，可以归纳出两点信息：其一，彭氏家族的善书编纂最早是受到道教的影响。所谓“其书言道家修养之术，《参同契》之流也”。
其二，彭氏家族的善书编纂缘起于家族之外。其中所言“隐者”，很可能是指某佚名道士而言。因为《真诠》的内容是“言道家修养之术”，其性质是“《参同契》之流”。本来，彭珑“少喜读先儒书，方言矩步，为文沉深浩博”，于是这里有必要从源头上追问：这样一种受到道教影响、得自于外部的善书编纂，如何被彭氏家族内化为自身的家族传统？特别是作为理学世家的苏州彭氏家族，如何衍生出这种新的“善书传家”传统？
前引钱泳《履园丛话》所载彭珑传记，“父病正笃，阅五昼夜而殁。人谓诚孝所感······殡葬父母毕，悬亲遗像于书室中，寝兴出入必拜告，终其身如此”，已形象点出了彭珑（云客公）最被人称道的品质，即“孝”。后来梁恭辰追溯彭氏家族的善报，也以“孝”为最主要因素。此外，《（同治）苏州府志》也记载彭珑尝撰有《孝经纂注》一卷，可知彭珑不仅心有孝心，身行孝行，而且对《孝经》这一记载“孝”之经典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