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学术史上，杨椿一直是作为杰出的史学家而被提及的，他为世人所知主要是因为编修《明史》《一统志》《国史》。然而，他的经学研究也不容忽视。《孟邻堂文钞》共收录他研治《尚书》《诗经》《春秋》、“三礼”、《论语》《孟子》《孝经》等的文章59篇，充分体现了他的经学研究成就，值得深入探讨。
杨椿的经学研究
一《尚书》考
1关于今文《尚书》的考证
首先是对伏书篇数的考证。关于伏《书》的篇数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29篇。其中最早的明确记载见于《史记·儒林传》伏生在“传言”的过程中只可能是句赞意义的不同，而非经文的不同，在杨椿看来伏生既然已经得到了壁中的经书，便不必需要口授经文，因此他断定世传伏书为口授是失实的，伏生口授的并非是经文，而是对《尚书》经文的阐释。
杨椿进一步指出“考”一字，也只是考其篇数之多少，并非指考其经文。后人混《艺文志》之“考”与《儒林传》之“读”为一解，于是把伏书称为今文经，孔氏《书》为《古文尚书》的说法是错误的。
最后是对伏书是否为口授进行考证。《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等汉代有关伏书的记载都说伏书出自屋壁，无口授一事。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东汉的卫宏。
2关于《古文尚书》的考证
如今传于世的《尚书》有五十八篇，为东晋梅赜所献，因唐代孔颖达为其作疏，世称《尚书正义》，于是《古文尚书》获得正统地位，长期以来受到儒家学者的尊奉。南宋时期，学者们开始疑其二十五篇为伪作。朱熹从孔传《古文尚书》与伏生所传今文《尚书》难易程度相差较大而疑其伪。
吴澄的《书纂言》开始专释今文，以千年古书却如此完整而怀疑其为伪作。
至清代，辨伪者群起。杨椿提出六条新的证据，最终证明梅赜所献的二十五篇古文经确实为伪作，条缕清晰，以证己说，有补证之功。
明确提出二刘、贾、马奉诏校书，《尚书》十六篇必定能见到，只是见不到梅赜所献的伪传二十五篇。汉时注重师说传承，安国授都尉朝，朝授庸生，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恽，恽授桑钦，因此庸生等人有机会见到孔《书》的，杨椿所言十分有力地证明了孔颖达说法有误。
二《诗经》考
1对《诗经》篇章问题的研究
杨椿对《诗经》的研究主要以《毛诗》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采三家的异同和唐代以前的旧说。他对《诗经》篇章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一是“二南”问题；二是豳诗问题；三是《商颂》问题。
“二南”为《诗经》之始和《国风》之始，因此在《诗经》中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当学者用“乐”的眼光去研究《诗经》分类之后，一些学者认为“南”也是乐歌名称，进而推断“南”与“风”“雅”“颂”一样，为相并列的独立的一体，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关于这个问题展开了至今都在争辩的论争。
厘清此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明确“南”之涵义。对“南”字的第一种解释是：“南”是乐曲名称。程大昌主此说，他在反对郑玄、朱熹所主张的“南国南土说”因此他认为《诗经》应该按照乐分类，“《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②诸国之诗不合乐，自然要被“南”所代替。
《诗经·商颂》现存五篇，学术史上关于《商颂》的作者与时代，历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今文经学派认为《商颂》是春秋前期的宋考父所作；第二种说法是古文经学派认为《商颂》是商诗，远在宋考父之前。
关于“商颂”或“殷颂”一词，最早的记载见于《国语·鲁语》：“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均依据《国语·鲁语》里闵马父的这句话，而作出不同的解释。
2对《诗经》篇目的研究
对于《关雎》主旨的解读，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以及近代都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思路，这也是《诗经》学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占主流的说法有四种，分别是“后妃之德说”、“刺康王说”、“婚歌说”与“爱情说”。
杨椿作《关雎三诗论》，他反对把《关雎》当做美后妃的说法，他提出要对“淑女”一词作正确的解读，从后稷“始基靖民”到文王天下安定，可以看出文王的功劳是巨大的，因此《关雎》应为咏文王，而且如果果真是咏大姒，则也不应该放到《周南》中去。
《鹊巢》一诗的争议并不大，脉络明晰，绝大多数学者认为《鹊巢》是婚姻爱情诗中
的典范。有关《鹊巢》主旨的说法，除了婚姻爱情传统的说法外，还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分别是夫人之德说、婚礼告庙说、贵族嫁女说。
除婚姻爱情说以外，“夫人之德”说的影响最为广泛，探其缘由主要是《诗序》对《关雎》一诗的阐述。
杨椿的治经特点
杨椿一生著述繁富，他主要精力用于治史和治经，著有《剩稿长编》《一统志》《稽古录》《水经注广释》《古今类纂》《毗陵科第谱牒》等，在文献的考据、训诂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学风平实、严谨，在研治经学上体现出自己独到的解经特点。
一纠缪考辨
1尊信汉注
清廷为巩固统治，倡导经史之学，有明确的导向作用。作为康乾时期的儒者，杨椿的经学研究也明显受到了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带有很重的考据色彩。
杨椿在文字训诂上，崇尚汉注，对西汉诸注充满信任感，对魏晋时期学者的著述多是持怀疑态度。例如他在《读〈书〉》一篇中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
杨椿在经学研究过程中大多以汉注经说为标准，认为最古莫非先秦经文，而最早对经文进行解释是在两汉时期，尊信六经，谨守汉注的解释，因其“去古未远”，因此认为其足以采信。
2实事求是的精神
除尊信汉注外，杨椿在治学过程中还秉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考据史实，纠谬考辨，始终没有背离这一原则，求古与求是相结合，“知世”和“寻迹”是经书研究的前提，要对古人及其作品作出准确的把握，一定要考虑到先梳理其发展脉络，这在很大程度上能体现作者的学术水平和功底，也能更好的展示自己的观点。杨椿对经书的成书年代和发展脉络作梳理和澄清，更能取信于后学，他的这种治学方法值得借鉴。
杨椿一生笃学自力，在政治方面虽少有作为，但晚年著述解经，经史研究皆有建树。他出身书香门第，浓厚的家学传统为他打下了讲求严谨不苟、实事求是的学术基调。
在对其文集的分析和研究中，我们也更进一步了解了作为史学家的杨椿在经学方面丰富的成就。在经学研究方面，杨椿强调考据辨伪，虽然没有提出太多开创性的观点，但能旁征博引，内容并非空洞浮泛。
他在解经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以朱子为尊、批判郑学的倾向，以及融合今古文、通经致用的特点，既包含着他对儒学与经学的深刻思考，也是他治史方法的重要体现，这让他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主张成为了后来常州今文学派的基本主张，受到方苞等人的推崇。
二杨椿的友人交游
1.与蒋汾功的交往
在杨椿的交游中，最密切者莫过于蒋汾功。蒋汾功，字东委，号济航，江苏常州府武进阳湖人。蒋汾功是康熙辛卯举人，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三甲第82名进士，松江府教授一职，是常州学派创始人庄存与的老师。他生性淳孝，与许多文学大儒都有交往，著有《孟子四编》。
蒋汾功尤其喜爱《孟子》，撰有《读孟居文集》六卷，因其自觉修身立德，涵养深厚，后世称其为“济航先生”。蒋汾功志趣高雅，弟子庄存与称赞老师为人和平雅正，不仅鼓舞了他从事古文创作的信心与兴趣，而且老师平正通达的人品也影响了他的品格与兴趣。
蒋氏与杨氏家族皆学术积淀深厚，家学氛围良好，蒋汾功只比杨椿年长三岁，杨椿又师从蒋汾功的伯父蒋弱六先生，同辈友人之间，由于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因此更能惺惺相惜，即使两人无法经常见面，也常常写以书信。
2.与齐召南的交游
与杨椿的交游还有一人无法被忽视，他是杨椿的后学齐召南。齐召南，字次风，号琼台晚号息园。浙江天台人，生于康熙四十二年（），卒于乾隆三十三年（）。幼年颖敏，九岁即诵读五经，当时被称为神童。
杨椿和齐召南的交游是十分投契的，杨椿作为前辈，是齐召南在研究《周礼》方面的引路人，杨椿将自己多年在“礼”学上的所得悉心传授于齐召南，对齐召南的《周礼》研究起到了潜儒默化的影响。齐召南不仅仅在学术上敬重杨椿，在德行上他也称赞道，杨椿自身的品格也让齐召南受益匪浅。
3.与顾栋高的交往
顾栋高（-），字震沧，号复初，亦号左畲，江苏无锡人，清朝乾嘉学派早期学者、经学家。顾栋高受业于紫超高先生，少时从舅父华学泉学经学，康熙六十年（）进士，由景山教习授中书舍人，以奏对越次罢归。乾隆二十二年（），帝南巡至无锡，在行宫里召见顾栋高，授予祭酒衔，并亲笔御书“传经耆硕”四字，给予他极高的荣誉。
顾栋高在学术研究方面，是将元、明、清儒学糅合为一，调和南宋理学家朱熹、陆九渊的学说，他一生潜心研究经学，在治《左氏春秋》方面多发前人所未发，贡献突出。
杨椿认为顾栋高所编写的叙、论、考、辨、说，皆证据精明，议论雅正，对此毫不掩饰自己的敬佩之情，对用表格呈现春秋列国史事、天文历法、世系官制的方式十分推崇，
同时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于王迹表中详叙霸者之盛衰；二是陪臣表未有，建议增加；三是《贼臣表》有诸多不妥之处，可不立此表；四是宜改谥法考为表。可以看出，杨椿和顾栋高的关系十分密切，杨椿比顾栋高稍长几岁，两人平生虽见面甚少，但友谊深厚，书信往来不断，讨论学术问题，顾栋高的经学见解对杨椿的学术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