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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童”辈出的背后，则是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善。
明代嘉靖年间的胡侍在其著作《真珠船·卷六》中，列有“幼慧”一条，专门记载了唐代的神童：
唐世幼慧者最多，权德舆四岁能赋诗，萧颖士四岁能属文，七岁诵数经，十岁以文章知名。令狐楚五岁能词章。杜甫七岁属辞。李百药、徐彦伯、张九龄、裴敬彝，皆七岁能文。韦温七岁，日诵数千言，十一岁举两经及第。孔颖达八岁，记诵日千余言，暗记《三礼义宗》。刘晏八岁，献东封书，拜秘书省正字。王勃九岁作《汉书指瑕》，十三岁作《滕王阁序》。张童子九岁明二经，与韩愈同举礼部，拜卫兵曹。李泌九岁赋方圆动静。李白十岁观百家，十三岁能文史。郗士美十二通五经，《史记》《汉书》皆能成诵。柳公权十二工辞赋。元稹十五擢明经。常敬忠十五岁，过诵万言。如意中七岁女子，赋《别兄诗》。
这些神童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王勃、元稹、柳公权；也有唐代知名的宰相：权德舆、张九龄、刘晏、李泌。
1、神童为何能够成才？
在中国的历史上，神童辈出的同时，人们亦有“伤仲永”这样的担忧，然而唐代不但神童成群而来，而且其中大多数成年后依然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大概胡侍自己也感到震惊，于是在文末说道:
“今之豚犬,但解觅梨栗耳,述之以勉儿辈!”
意思是说，现在的熊孩子只会上树摘梨、打板栗，我记下这些，希望可以勉励我的儿孙辈。
实际上，这是一份不完全的名单。比如“唐初四杰”之一的杨炯，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年）十岁及第，待制弘文馆，也就是作为皇家顾问团成员之一。
《唐摭言·卷十》载，诗人李贺年七岁的时候，名动京师，韩愈、皇甫湜好奇登门拜访，让李贺当面作诗，李贺当即写了《高轩过》一诗，有“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这样令人感怀的句子。至于七岁的骆宾王写的《咏鹅》一诗，现在仍然为儿童们所学习。
唐代“神童”中流传千古但今天的人知道不多的是一代名相刘晏，《三字经》中就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这样的句子。刘晏八岁的时候被授予秘书省正字，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管理帝国财政达几十年，尤其是“安史之乱”后他在漕运、盐政、常平（物价）三个方面实施的改革稳定了唐帝国的国祚。
经济史学家吴慧先生在《中国六大经济改革家》中将他和管仲、商鞅、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并列为中国古代对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的经济学家。
唐代诸如此种“神童”，不能一一枚举。我们仔细看胡侍所举的例子，会发现唐代很多神童七八岁就“及第”或者做官，这是因为唐代的科举制度中有一个专门面向神童特设的“童子科”。
所谓童子科，要求应试的儿童在十岁以下，能够熟练背诵“九经”中的一种，以及《孝经》、《论语》，考试的时候，每部书选择10篇背诵，全背出的授官，背出七篇以上者，给予进士出身。
什么是“九经”？我们经常说“四书五经”，“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就是指《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
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诗》、《书》、《易》，并称为“九经”。
唐政府把“九经”划分为三等:
《春秋左氏传》和《礼记》为大经，作为“九经”之首；《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
“九经”就是唐代官学的教科书，也是科考的书籍。
2、科举考试科目
在科举制施行之前，中国官员的选拔制度多是取决于血统和家族传承：春秋之前为世卿世禄的家族传承制；战国则是门客、养士制度，有些类似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制度；秦到西汉前期为军功爵世袭制，就是以战功作为封爵的依据；西汉中期到东汉为察举征辟制，也就是地方通过推荐的形式向中央推荐官员，这往往造成了任人唯亲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采取的九品中正制试图打破这种局面，即采取中央政府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直接选拔有才干的人，然后按照品级的高低推荐他们到政府做官，然而由于推荐的依据是家世和行状（即社会评价），这直接导致了门阀士族垄断了政治，一度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中国政治史上最板结的时代。
直到隋开皇三年，隋文帝下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打破了血缘世袭和世族的垄断，使得底层也能够有上升到金字塔顶端的可能，而这样的流通也使得官员群体成为整个社会中最为精英的一批人。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就记载唐太宗：
“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正因为开科取士是平民百姓从底层向上的唯一途径，科举制才得以从隋朝开始萌芽，在唐朝确立和完备，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年的越南阮朝），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今天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也有着科举考试的影响在。
和后世理解的科举就是“八股文”不一样，根据《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非常繁杂，它们分别是：
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科、史科。而明经这一科，又有五经、三经、二经，有学究一经、三礼、三传之分。
其中的秀才、进士在后世是科考的不同等级获得的功名，但在唐代，这只是不同科目的名称，并没有等级差别。直到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后，废除明经和其他诸科，改为以进士一科取士，进士科才完全成为主要取士科目。
3、唐代名目繁多的考试考什么内容呢？
秀才，考的是治国方略的策文；明经考的则是上面提到的“九经”，先笔试，然后口试；开元礼是在玄宗时期开始设立的，考《大唐开元礼》；三传科，就是考《春秋》，也就是《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史科则是考史书，所谓“三史”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明法科考法律条文，也就是《唐律疏议》；明字就是书法，考试内容为《说文》和《字林》，考试方式为先口试后笔试；明算就是数学考试，要考的内容最多，包括《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等十几种数学著作的内容，看来从唐代开始，理科生就不好过啊。
把书法、法律、礼法和数学纳入到考试中，这是唐代独有的，和我们印象中明清时期的八股制举有很大的不同。
而进士科初唐的时候考杂文、帖经和策问三项，玄宗开始，改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帖经，第三场试策问，这也直接影响了唐诗的繁荣。
不过诗赋考试并不是写一首诗就完事了，而是有要求的。诗歌的格式必须是格律诗，后人称之为“试律诗”或“试帖诗”，其中“五言六韵”是最普遍的，所谓“五言”就是五言律诗，“六韵”就表示一共有十二句诗，两句押一韵，一共押六次韵。
4、唐诗的繁荣与科举
唐人科举考试的同题诗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找得到，唐人考试的诗歌，题首多冠以“赋得”二字，尽管“赋得”还有以古人诗句为题写同题诗的意思，但我们检索《全唐诗》，如果发现题首有“赋得”且为五言六韵的多首同题诗，那么这些多半就是科考的题目了。
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公元年）省试（尚书省的礼部考试，也就是唐代的进士试）的考试题目是“玉水记方流”，题目其实来自南北朝诗人颜延之《赠王太常诗》:“玉水记方流，琁源载圆折。”
要求以“流”字为韵六十字成，也就是五言六韵，白居易的答卷是这样的：
“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矩浮光滟滟，方折浪悠悠。凌乱波纹异，萦回水性柔。似风摇浅濑，疑月落清流。潜颍应傍达，藏真岂上浮。玉人如不见，沦弃即千秋。”
白居易最终以第四名及第。郑俞、吴丹、王鉴、陈昌言、杜元颖等都有同题的《赋得玉水记方流》诗存世。
还有些试题的题目来自于经书，比如德宗贞元十二年的试题“赋得竹箭有筠”，就来自于《礼记·礼器》篇:“其在人也，如竹筋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也有来自于传说的题材，天宝十载考题是“湘灵鼓瑟”，来自于屈原《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就是娥皇、女英的故事，唐诗中又用以表现悲思。诗人钱起在这场考试中写出了千古名句：“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如果说这些诗歌的题目多少还有些出处的话，唐德宗贞元七年，刑部侍郎杜黄裳做主考官，诗题是“青云干吕”，“青云”就是平步青云，远大抱负之意；“干吕”古人按乐音的高低把乐音分为六律和六吕，合称十二律，“干吕”就是和谐的意思。
这诗该怎么写呢？当时考试的就有唐朝宰相、诗人令狐楚，他前几句是这样写的：“郁郁复纷纷，青霄干吕云。色令天下见，候向管中分。”即破题，又祥瑞，但是不知所云，和他一起应考的举子清一色写的也都是歌颂祥瑞的诗歌。
但是唐人有时候很任性，考官会现场出试题。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年），考官出的题目是“小苑春望宫池柳色”，考官抬头看见远处宫城边的柳树，就拿这个做了试题。当时状元及第的黎逢前四句破题是这样写的：“上林新柳变，小苑暮天晴。始望和烟密，遥怜拂水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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