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法抗拒死亡，也无法抗拒死亡的过程——衰老。
当青春与活力慢慢从生命中流失，身体生出沟壑，人就老了。
中国正以历史最快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年到年，用了21年的时间便步入深度老龄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14%，时间短于法国的年、英国的46年、德国的40年。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而农村老人所面临的养老问题比城市老人更严峻。
我国正规单位的城市居民工作到65岁就可以拿着退休金和养老金安详悠闲的度过老年生活。
但是到农村的田头看，一些农村老人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也还佝偻着背在农田中奔波。
农村老人应该如何养老？谁来给农村老人养老？
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依附土地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在从事农业生产时，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因为农业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依靠人们的精耕细作和亲密合作。
从“二十四节气”与“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等俗语中也可窥见，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承主要靠辈辈传授经验。
扎根于土地的家庭容易形成亲密的家庭关系，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更加亲密，当父母老去，丧失行动力，子女更愿意赡养父母，反哺养育之恩。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中，“孝”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百善孝为先”。
无论是《孝经》还是《二十四孝》，都可以从中看到国人对孝道的推崇。
曾子曾说过：“孝有三：大小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赡养父母是孝道的基本。
在古代，赡养老人也是法律规定的职责，明清例律将“不孝”列入“十恶”之一，以礼入法。
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推动下下，“孝文化”融入国人的骨血中。
中国是人情社会，依托血缘、地缘等纽带形成了宗族。
现如今，在中国农村仍能见到不少宗族组织。
宗亲之间互帮互助，敬祖睦族，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养老观念。
总的来看，中国传统的养老文化根植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养儿防老”也是农村普遍的养老观念。
就当前农村而言,家庭仍是农村养老的重要倚仗。
家庭养老主要通过家庭成员资源代际来实现，农村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费孝通将中国的这种供养模式称为“反馈模式”，这种模式催生出“养儿防老”的观念，反过来这种观念又强化了反馈模式。
对于父母来说，子女是他们最好的投资。
在农村中，农民主要靠土地吃饭，而男性相较于女性更能提供劳力，由此不可避免的诞生出“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总是把资源倾斜到男孩身上。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土地所带来的收入已经远远不够应付一家老小的开销，青壮年不得不外出寻找出路，老人则被留在农村，疏于照料。
再者，从前农村家庭的孩子比较多，养老责任分摊到每个孩子身上压力也不算大，但是实施计划生育后，大多数农村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传统的家庭结构被打破，更多的时候在一个家庭中呈现“4-2-1”结构，两个人可能要赡养四个老人，面对陡然增大的养老负担，子女力不从心。
现阶段，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农村养老的需要，农村老人也逐渐意识到单靠子女已经不能维系晚年生活。
近年来，我国新农保政策的提出与实施，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家庭养老的压力，但农民向来倾向于投资风险小的事物，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还有不少农民对“新农保”有所顾忌。
“现在交几十块钱养老金，等老了国家真的会发回来吗？按照物价上涨的速度，将来这钱还能买到什么东西？”
他们的担忧一方面源于现行“新农保”条款的模糊，另一方面源于对“新农保”政策认识的不全面和不明晰。
因此，我们应该针对“新农保”的落实情况完善相关条款，同时加大“新农保”制度的宣传力度，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认识到这项政策，消除他们的顾虑。
光有社会保障还不够，农村老人也要从思想观念上改变依赖子女养老的想法。
受传统的“孝文化”影响，不少老人认为孩子赡养父母天经地义，不养则是“不孝”，某些老人还认为子女送自己进养老院是特别丢人的事情，属于家丑。
虽然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压力下，农村人“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有所松动，但毕竟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已经在农村存续了上千年，转变养老观念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其中也需要多方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