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一带在晋室南渡以前还比较贫瘠，除吴郡、吴兴郡、会稽郡的三吴之地是较为集中的产粮地带以外，总体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不如北方。据史学大师陈寅恪考证，琅邪王司马睿率百族南迁后，门阀士族多在建康首都作政治活动，至于殖产兴利、开发经济则在会稽、临海之间。
因为义兴、吴郡、吴兴等产粮富庶地带早已被南方土著大姓顾、陆、沈等世家占有，除像王导等有身份的人被皇帝赐田于钟山附近外，其余南渡士族只能渡过钱塘江，向会稽郡属各县“求田问舍”，以谋求经济之发展。
一、江左经济的开发
据《三国志·吴志》记载：“会稽永兴稻田，亩产将近三斛之多。”可见会稽郡是一个富饶之地。而由于会稽郡在南北战争中的有利地形，加之此地田地肥沃，因此成为东晋时期王、谢、郗氏等侨姓士族南来后争相抢占之地。
江左的家族庄园较多，特别是势力大的门阀士族，成员在政治权力上的特权带来了利益上的优待，因而所占土地比重也较大。据《晋书·食货志》载：“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九品十顷……其应有個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個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由此可见官品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其所占有的农田顷数、佃客数，划分详尽。
家族庄园经济带动了江南经济水平的飞速提升。王氏家族成员在置办的庄园内种植了不少桑树，“游观其间”说明庄园面积应当不小。又《杂帖》所撰之内容表明果园内所种果树林林总总、丰富异常：“青李、来禽、櫻桃日给藤子，皆囊盛为佳此种彼胡桃皆生也。”田产增多，则粮食亦有富余，“增运白米，来者云必行”。总之，栖息会稽的门阀士族人物渐趋增多，此地也变得愈加富庶。
关于陈郡谢氏在会稽郡的活动记载更多，“东山再起”的谢安在出仕前就在东山归隐，东晋时东山位于今天浙江省绍兴市境内，亦即当时会稽郡所辖之地。《宋书》记载了谢灵运的一则笺文：“会稽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据此可知门阀士族人士为政则居建康，安居乐业则归会稽一带。
东晋世族家族选择在会稽一带重建家族庄园。以谢氏家族为例，他们在会稽始宁拥有众多田产，其中包括两座山、五所果园、大面积的菜圃竹林，以及周围的水田旱田。这种庞大的庄园经济，在当时首屈一指。据《晋书》记载，谢安每每携子侄游历于谢氏庄园内，并费百金大举宴会，世人常以之讥讽，而谢安颇不以为意。谢氏庄园经济之富足奢华由此可见一斑。
又谢玄《与姊书》一文有云：“此二日东行，游步园中，已极有任家湖形模也。”谢氏家族的庞大的庄园田产由此可见一斑，富庶优越的经济生活使谢氏家族成员乐于悠游山水田庄、隐逸林园，探幽涉险，求奇猎异。谢玄因家族庄园内湖泊、山川甚多而养成了酷爱钓鱼的兴趣，因而被王珉取笑为“吴兴溪水中钓鱼的羯奴”。
《全晋文》收录谢玄文书共10篇，竟有四篇书信讲述他酷爱钓鱼之习性的，比如《与兄书》：“居家大都无所为，正以垂纶为事，足以永日。”可见富足的经济生活使谢玄不必忧虑生计，毫无经济压力地醉心垂钓，享受生活。
应该说，王氏、谢氏家族的庄园经济只是东晋四大家族经济乃至江左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北来士族南来定居，带动了江南一带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使之逐步追上并赶超北方经济。
二、屡立官学与地方教育的成功倡设
北方胡夷来犯，中原难安，琅琊王司马睿携百世族渡江后，在南北士族共同支持下，共建东晋国祚。然而百废待举，学校教育被废弃太久，亟待重建。东晋时期四大家族在官学与地方教育的兴办方面贡献不小，先后有三篇文书涉及他们请求修复学校、重兴教育的主张，分别是王导的《上疏请修学校》、庾亮的《武昌开置学官教》以及谢石的《上疏请兴复国学》。
建武初，骠骑将军王导首次提出请求兴学，他上疏指出兴办学校的重要性，从君王到士庶都要接受正统的教育。
可以重振封建朝纲，提升皇权地位，“痒序设而五教明，则德化洽通，彝伦攸叙，有耻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
有利于选拔人才，“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有利于改善社会风气，达到教化的目的，“兽心革面，饕餮检情”，有利于用教化平服外族，实现大一统，“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后战”，“揖让而蛮夷服，缓带而天下从”。
应该承认，王导兴复学校的建议主要是从东晋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但也不可忽略其中包含了他以教化感召四夷的理念，来掩饰王氏家族不愿北伐的私心。对清谈误国的深刻反省，对儒学兴国的充分肯定，加上此时北方胡族的前赵、后赵大兴儒学，使东晋产生压迫感。
因此，东晋初晋元帝、明帝完全接受了王导、戴邈等人的建议，认识到恢复经学，以儒家礼学治国、兴国的重要性。因此，建武元年设立太学，大兴二年置博士，皇太子讲经于太学。王导等人的兴学倡议使东晋初年的教育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好景不长，据《晋书》卷九十一《儒林列传序》记载，由于东晋世风崇尚老庄，摒弃儒家经典，指礼法为流俗，儒学终难似之前般重振，“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籍，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加之穆帝时殷浩西征，因用兵使太学遭废。
淝水之战后，东晋政局较为稳定，尚书令谢石乘机上疏请求恢复国学，教训胄子，并修整乡校：“今皇威遐震，戎车方静，将洒玄风于四区，导斯民于至德，岂不可弘敷礼乐，使焕乎可观！”孝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选拔两千石子弟为学生百人，增造学舍一百五十五间，建夫子、太子和诸生学堂。谢石恢复国学、修整学校的主张对弘复礼乐、兴复儒学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除谢石以外，陈郡谢氏家族内诸人都为东晋教育建设做出过贡献。
《晋书》记载，宁康初年孝武帝曾讲《孝经》，由谢石、袁宏执经，车胤、王混摘句，时人以为荣。谢安立国学，此时任徐、兖二州刺史的谢玄举荐臧焘为助教。但由于长期废业，学校的教学“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空有育才之名而无实效。
故又有国子祭酒殷茂上疏，建议朝廷沙汰混杂，选内外清官子侄入学，并制定课程，也无下文。当时朝野有志于学的人，无不发愤叹息。这种状况固然与东晋一朝战争频繁有关，同时也是九品中正制度在东晋持续施行后在教育方面所展现的恶果。
门阀士族子弟可以越级升官，他们无需入学苦读；而寒士入学，有的是为逃避兵役，既无晋升希望，也就不需要真的发奋求取学问。整个东晋社会上下都没有勤学刻苦的学习风气。
再者，在玄风大倡的背景下，青年们对儒家学说并无学习兴趣，入学后不能真正接受教育，也是学校教育不能取得实效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学校兴废不是在朝执政者所能完全决定的，而是和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紧密相关的。
总结
东晋时中央官学时兴时废，而地方教育则有所倡设。在政局稳定之时较为平静的地区就有一些地方镇守长官兴办学校。东晋地方办学最负盛名的要属穆帝永和年间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办的学校。他的《武昌开置学官教》就写于此时。教文是古代公牍文中下行性公文的一种，具有很强的功用色彩。而像庾亮这样专为地方设立学校、开置学官而发布教文，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文书中，他针对武昌的教育现状，主张选置学官，在地方建立学舍，命参赞大将子弟全部受业，庾氏子弟也命之入学。他还要求武昌下属的临川、临贺二郡一同修复学校。并制定条例，严格筛选师生，凡是有不合礼教只为免于赋役而来的，不得招入地方官学。
《文献通考》胡致堂氏对他在教育建设方面的评价甚高，认为他是东晋请求建立学校倡议者中，言辞恳切且做到“革清谈之俗，还孔孟之教”的唯一一人。
需要知道，庾亮在武昌兴办学校的行为虽然对东晋崇儒立学、培养人才、巩固政权有重要影响，也使得东晋地方教育兴盛一时，但是他如此注意学校教育从根本上是为了适应当时军事和政治形势，扶植自己的势力，取得声誉，从而起到安抚民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