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汉时代经文传统和疏证学派的多样性，可能会相当简单地被归结为两种突出倾向的对立。当大部分疏证经文的人，以通过口碑渠道而流传下来并在当时记录成文字的文献（今文）为基础时，某些在帝国形成之前以“古文”形式写成的经典抄本，也都被重新发现了。这些考古发现可能会引起一次争论，其意义要远远超过唯一的文献真实性问题，其反响直到19世纪中叶才使人感觉到。
第一次重大发现几乎可以肯定地要追溯到景帝时代（公元前~公元前年），或者据其他人认为，仅仅断代为公元前93年。《尚书》、《礼记》、《论语》和《孝经》，连同新文本的抄本都在孔府的一堵墙中发现了。大圣师家族的后裔之一孔安国在武帝时代，是第一位对这些文献感兴趣的人，据说其释读具有很多的困难。
▲西汉经学家孔安国但这些古文文献的专家们，似乎很快就于其周围集聚了所有那些反对作经文式诠释，并拒绝把经典视为预言集的人。如果说我们似乎可以把“今文”文献的支持者们，与那种邹衍曾为其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齐国星相和占卜传统联系起来，那么他们的反对者则更应该是与大圣人的故乡鲁国的伦理和礼仪（但更应该是唯理主义的）的传统联系起来了。
然而，新的倾向可能推迟出现了。公元前51年，在宫中举行对立学派代表人物大辩论时，董仲舒的解释获得了胜利。在西汉末年，“古文”传说的支持者，如皇家文阁的目录学家和帝国统一之前的古文献的刊布者刘歆（公元前32~公元前23年），却显得孤立无援了。当时，反对意见不仅仅涉及到了同一部文献的不同文本，而且也涉及到了其学说内容不同的著作。所以，《公羊春秋》就成了“今文”的典型著作，这是由于董仲舒对此表示的关心及其谶纬学的背景造成的。但当左丘明的巨帙编年史《左传》被认为是对鲁国编年史《春秋》的疏证文时，《周礼》却成了“古文”的典范著作。
▲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篡政者王莽对“古文”传统支持者们的偏爱，在汉室复兴时，可能恰恰对他们造成了损害，但这场运动很快就向广度发展，东汉时代最著名的疏证学家便以“古文”文献为其研究的基础。《左传》、《周礼》、《国语》的疏证者贾逵（30~年），在其诸多著作中特别是写了一部对鲁国国史三种疏证文之比较研究著作《春秋三传异同说》的马融，人们应将《诗经》、《仪礼》、《周礼》和《礼记》、《论语》和《尚书》的疏注文归于其名下的著名学者郑玄（~年）等人，其情况均如此。东汉时代，“今文”传统的惟一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何休（~年），他的著作涉及到了对公羊的诠释，但他的理论却遭到了郑玄的批驳。
▲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家何休最早用古文汇辑起来的文献，在汉代之后最终被人接受了，特别是在~年的刘宋王朝中，以及在长江流域的中国梁王朝（~年）中，更是如此。后来在隋帝国（~年）中也如此。“古文”的胜利，导致汉代浩繁的谶纬文献几乎全部灭迹了。直到18和19世纪，某些学者和哲学家，才敢于无所顾忌地为一种已遭人遗忘的传统恢复名誉，这就是董仲舒的著作、《公羊春秋》和何休著作所代表的那种传统。对古文文献的释读，无疑是对金石碑刻重新产生兴趣的原因。
第一部汉文字书（因为大家不能把《尔雅》视为这样的字书，它是在中华帝国形成之前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时代问世的，表现得如同是一部百科全书性的著作和一系列的诠释）出现于公元年左右。这就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其中分析了在帝国统一之前，由李斯设想出来的比较古老文字的简单和复合偏旁部首的组成。这部字书著作共包括分布在个首部之下的个文字。从前汉末年起形成的古文传说的唯理主义的反响，无疑应与在古文传统的支持者中表现出来的倾向相联系。它可以由诸如《赋》的作者和《易经》专家杨雄（公元前53~公元前18年）、音律专家和博学家桓谭（公元1世纪初），特别是一部有关批评其时代迷信的巨著《论衡》的作者王充（27~97年）等人得以阐明。
▲汉朝历史人物许慎这些作家们肯定不会超越其时代的思想范畴（阴和阳、天和地之间的对应和对立体系），但人们不能否认他们对于逻辑推理具有一种敏锐的意识，对于合理解释具有一种强烈的兴趣。王充对于物理学、生物学和遗传学问题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