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凸显尊老与敬老等人文关怀。百岁坊反映了清代的优老之典，是清代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历史上的历代都有对耆老进行奖赏旌表的典例。在清代，优老之典与明代相比有不同。具体体现在“老民”“老妇”的不同。对于军民耆老的奖赏经过清顺治、雍正、乾隆三次变化。乾隆后又命“遇恩诏优给老民任用顺治十六年例”，“惟百岁题旌优给老妇用雍正七年例”。顺治十六年、雍正七年、乾隆五十五年优老之典详情如下：
清廷对“老民”有赐顶戴之例，据道光《贵阳府志》载“八十、七十者九品，九十者八品，百岁者七品，百二十上以上六品。”此外，又云“生员应试，文理皆通者，八十以上恩赐副贡，九十以上恩赐举人。”若此前已参与科举应试已为举人或贡生者所赐顶戴又有区别。“举人、贡生百岁以上恩赐翰林检讨衔。”清代的优老之典，反映出对耆老关爱的道德观念，体现出对耆老的尊敬与爱戴。
此外，清廷对耆老也做了其他赏赐，如赐“四世同堂”、“五世同堂”、赐额匾、题旌建坊等褒奖方式。如对清代贵阳杨宗孔妻谢氏年八十，大定知府赐“慈竹长春”额匾，对其长寿延年有美好的祝愿；又如对定番岑朝锡妻王氏钦赐“期颐偕老”额匾等。黔中现存的两“百岁坊”正是清代施行优老之典的最好例证，其中，赵彩章百岁坊上刻的“堂开五代，身历三朝”与道光《贵阳府志》载“赵彩章，五世同堂，巡抚贺长龄题旌。”相互印证。百岁坊上均对旌表主人赵理伦与赵彩章的建坊事由与生平事迹等做了记录，它是了解赵理伦与赵彩章重要的史料之一，也是清代施行优老之典。
此外，清廷不仅认为长寿老人是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象征，还象征着生命的旺盛。在古代，百岁长寿老人很少，清代的“年一百四十岁”的高寿老人为年龄最长的高寿老人。在清代前期，就注重对长寿老人的旌表。单莹莹的《清代的旌表百岁老人政策》一文论述道清代对百岁老人旌表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雍正、乾隆、道光三个时期的变化。一为旌表建坊银两的变化，二为对越年长之人，受赐食禄、银两等越多。可见，清代对长寿的尊崇。
刘洋的《清代前期旌表制度研究》文中提到，还有“千叟宴、赐寿大典”等多种旌表形式。与举办“千叟宴”一样，旌表建坊体现出清代对生命珍惜的人文关怀。从万历《贵州通志》、嘉靖《贵州通志》、道光《贵阳府志》、咸丰《安顺府志》等文献统计看，黔中清代百岁坊远的数量超于明代。可以认为，清代黔中百岁坊反映了清代尊老敬老的人文关怀的优老之典。
2.传播仁爱与“孝”的重要载体。百岁坊的修建，主要倡导传播了儒学及传统文化的“仁爱”与“孝”等道德观。“仁”“孝”一直以来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先秦以来，《孝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被传诵至今，其中的“孝道”的道德观念一直作为古人们的行为准则。《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又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阐述了孝的内涵，“始于事亲”是“孝”的基础，主要体现在对父母、宗亲等的孝顺与关爱。《圣治章》“人之行，莫大于孝”深刻阐释了“孝”是人品格锤炼的基础。
《孝经》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平民百姓之孝五类，其中对后世历代君王倡导的有天子之孝、士大夫之孝、平民百姓之孝。所谓天子之孝，即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孝经孝治章》《孝经圣治章》论述了以孝治国的重要性，天子不仅要言传身教，身体力行行“孝道”，更要施行德政。从历代君王倡导的优老之典可看出，天子对“孝”的重视，也是德政的具体表现之一。
汉代的“察举制”中的“举孝廉”是封官进爵的主要方式之一，可反映出古代社会对“孝”的重视与尊崇。而清代皇帝亦颁布优老之典，或赐匾额，或赐食禄，或赐顶戴，或免其徭役等，其中为百岁的军民旌表建坊是其中之一。士之孝为“以孝事君则忠”，体现出忠君也是士之本分；“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是平民百姓孝之准则与要求。
清代对百岁军民旌表建坊，更是起到标榜作用，将《孝经》主要核心思想“孝道”如事亲、事君、立身三个方面向群众传播。即一为传播“孝道”，以供民众效仿，二为传播忠君思想，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便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如赵彩章百岁坊上讲述赵彩章“事继母以孝闻”“和睦宗族与相邻”等，体现出赵彩章生平履行孝道与仁爱。
此外，百岁坊的修建，是朝廷与宗族的共同作用下兴建的，朝廷赐予建坊银后，牌坊主人的后人及宗族再集资一同修建。这也是牌坊后人及宗族等履行孝道的体现。赵理伦百岁坊与赵彩章百岁坊的“昇平人瑞”“七叶衍祥”为道光皇帝御赐，同时坊上皆刻“圣旨”二字。百岁坊在反映清廷对孝道倡导的同时，也宣传事君的思想、即忠君思想。据史志文献载，清代黔中贵筑、龙里、修文、开州、贵定上百岁的老人46人，
皆受旌表，旌表方式有赐匾额、建坊、赐顶戴等多种，虽清代所建的百岁坊仅剩赵彩章、赵理伦百岁坊两座，但它既是清代黔中倡导孝道历史的体现，也是传播“孝”思想的重要载体。黔中百岁坊是当时历史的缩影，足见清代对孝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