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两全”可谓是古代精神层面上最大的一个要求，“法治”和“德治”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的两种治世政策，在“德治”之中又以“孝”为首要因素
法是控制社会底线的一把尺，在实际的司法实施中，如何去衡量“孝”对于“法”的影响？就成为了执法者需要考量的因素。
“孝”在法律判定中的影响“孝”一含义始于儒家，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孝道伦理体系，以“孝治”为核心思想，即以孝治国安民，早期儒家学派的孔子、曾子、孟子等人，是创建或完善发展“孝治”理论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自汉开始，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帮助统治的正统思想，“忠”“孝”从一而终地贯彻了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始末。
但是何为“孝”，此定义也源于儒家，对于“孝”的定义，要求子女对父母“无违”、“色难”，体现出孝顺父母的第一要义则是要顺从父母，不违背父母的意见，从“父母唯其疾之忧”再到“父母在，不远游”。
但是顺从并不意味着盲从，对于父母不正当的要求或者言行，在基于尊重和敬爱的基础上，要予以委婉地规劝，对父母的孝顺内外统一，从言行到内心做到内外统一。
中国古代对“孝”的考量特别重，孝德行为与为官政治行为基本一脉相承，孝的社会功能最直接便是作用在官场政治领域，尤其是作为官员的话，如果被检举不孝，则基本没有再入仕或者升官的可能，如果身负重孝，还须丁忧守孝一到三年。
《孝经》中还专设《五刑章》，探讨“不孝入罪”的刑律思想，目的是为防止控制各种不孝犯罪或不孝行为的发生，以《孝经》出现为标志，儒家“孝治”理论完成了它在法制上的最终使命，自此开始，孝的继续实践主要体现在对法律活动的影响之上。
从“春秋决狱”到“秦鸾犯盗”强调“以人为本”的“春秋决狱”是由董仲舒提出的，主要是引用儒家经典文献进行案件审理，主要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考究其犯案的动机好坏。
其存在的主要因素也是因为初汉年间，平定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汉朝在法律制度上根本不完善，也缺少完善的律法制度去借鉴，加上法律制度不完善引发了多种问题，只得将主流的儒家思想引入社会治理当中，用儒家经典文献《春秋》中的思想进行判案。
这里董仲舒强调道德动机的正当，而正当与否的标准便是儒家所倡导的忠孝仁义，这是道德动机与司法实践的初步结合，这也使得在汉朝时期有的人虽然违反了法律，却由于其行为符合儒家倡导的道德，从而获得减刑。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司法判定，无疑是荒谬的，有一个例子便是最好的证据：有一个人在一次斗殴事件中，刺死了对方，逃到自己养父家里，将事件详细经过告诉给了自己养父，养父听完故事的经过之后，将自己的养子藏匿在家中，但法网恢恢，此件案子还是被当地的司法官吏侦破。
以现在的法律来看，其养父无疑是犯了藏匿罪或是包庇罪的，但“春秋决狱”下的判定，并未追究该老人的责任，原因在于《诗经》、《春秋》中，养父如同亲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古已有之的法律条款，所以对此并不追究。
“春秋决狱”下的实际司法中，“孝”是优先于“法”的，随着后世法律制度的日益完善，“春秋决狱”也逐渐边缘化，退出司法活动之中，在完善的司法制度下，“孝”仅仅是被作为一个考量因素。
“春秋决狱”也一直作用到隋朝末年，不过该思想到唐朝中叶也依然在民间流行，自唐朝开始，法律体系渐渐完善，司法实际逐步偏向法理的正义之上。
《文明判集残卷》是唐代法制成果的体现，现存十九道判例，其中有记载“秦鸾犯盗”这一个案例，主要讲的是秦鸾母患病在床，“家贫无以追福。人子情重，为计无从，遂乃行盗取资，以为斋像。”
一个小小的盗窃案为何在史书中留下文字记载，原因也正在于这一特殊的盗窃犯罪处理起来可谓十分棘手，毫无疑问，秦鸾是触犯了法律的，尽管他犯案的动机是出于孝，便成为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