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文化生活
-03-:45敦煌《云谣集》杂曲子也多有此类作品，如以《五更转》说太子入山修道赞、太子五更转、南宗赞、一更静坐观刹那，以《归去来》讲出家乐赞、归西方赞；以《十二时》作太子十二时曲、禅门十二时、法体十二时、天下传孝十二时、普功四众依教修行；以《皇帝感》为新集《孝经》十八章、新合《千文》皇帝感辞；以《十恩德》作报慈母篇；以《十种缘》为父母恩重赞……。
这些词，在唐人词中，数量实远多于所谓歌儿舞女之词，对后世也颇有影响。故全真教诸子多有词集，内丹南宗一派，乃至佛教亦然。
清沈雄《古今词话》上卷说：“词选中有方外语。芜累与空疏同病，要寓意言外，一如寻常，不别立门户，斯为入情。仲殊、觉范、祖可尚矣。若世所称白玉蟾、丘长春，皆仙家之有词名者。”觉范、白玉蟾等释家仙家所承继的，就是这个传统。
但此一传统所影响者并不只限于方外，凡词中叹世情、感浮生、作通透语者，亦皆出于这个传统。像东坡一些具人生哲理之词，就是承此而来，道学家词亦然。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赞元刘因“是性情语，无道学气”，杨慎《词品》卷二则惜其“有隐士出尘之想，兼如仙客御风之游矣。昔人谓‘诗情不似曲情多’，信然。”那种表性情而兼有仙人遗世性格的词，其实就跟道学词一样，都本于唐代以来这个大脉络，而下开元曲道情、叹世之作。
可是这么庞大且源远流长的一脉，在“婉约／豪放”的框架，或以婉约为正宗的词史观中却是看不到的。一位在现今词史教育下成长的青年甚或词学研究名家，大抵就根本不会知道有此一脉络。
即使知道了，也会将之排除开去，例如说唐代那些《五更转》、《十二时》乃是“俗曲”；宋金释道所作，则为“方外”一派。于是它们就被心安理得地划出词坛领域之外了。词，彷佛也从来就是雅的。
此等态度，并非今人所创。今人的词观，亦是承袭而来。承袭自哪儿呢？就承袭自南宋。
北宋词作，原不只艳情一类。林逋、范仲淹固无论矣，欧阳修《渔家傲》分咏十二月，元欧阳玄拟作，序云：“作十二阙，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富、四时节令之华。……至于国家之典故、乘舆之兴居，与夫感化之服食器用、神京之风俗方言，以及四方宾客宦游之况味，山林之士未尝至京师者，欲有所考焉。”可见其性质类似于杂事诗，以刻画地方风物为主，亦非艳情所能限。
但到了李清照《词论》却提出一种观点，说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张子野、宋子京、沈唐、元绛等人“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晏元献、欧阳修、苏轼，“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王安石、曾巩“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因为“词别是一家”。
换言之，李清照主张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便应有其风格特征，而此一风格，乃是与诗相区别而显现的。
早期的词，其实跟诗没什么分别，固然也配着乐曲，但词与曲的配合并不严格，作词的人，抒情、记事、说理、状物，无不涉笔。可是李清照认为词第一个特点就是要协律，其次是出语要雅，三须有整体感。故批评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不协律、指摘柳永词语尘下、说宋子京等人破碎。通过这些要求，她认为才能让词跟诗分开，具有独立的风格特征。
这其中，她尤其重视的是协律，所以说：“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
南宋人对李清照的人品不无微辞，如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她“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四说他批评欧阳修等人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整体趋向，却是呼应着她的说法而发展的李清照之所以重要，原因也在于此，不只是做得几阙好词而已。
据王灼描述，北宋末词风多样，“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客，……晚年皆荒醉汝颖京洛间，时时出滑稽语。”万俟雅言自己编集子时分为二种：“曰雅言，曰侧艳”，后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晁次膺亦兼作侧艳，田不伐则“不闻有侧艳”。又，“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熙丰元佑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元佑间，王齐叟彦龄以滑稽语噪河朔。（曹）组潦倒无成，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其后祖述者益众，嫚戏污贱，古所未有。”
据此，可知北宋词风原不限侧艳，侧艳亦不为世所重，词人或作此体或不作，而滑稽曲词则越来越流行。
针对这种风气，曾慥于绍兴年间编《乐府雅词》即锐意改革，其自序谓：“涉谐谑，则去之，名曰《乐府雅词》。”李清照主张出语要雅，正与之同。
到了沈义父《乐府指迷》，首列“论词四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前二者尤其重要，故底下分论字面要采用唐人诗句中字好而不俗者，说桃柳书泪等均需用代字、押韵、去声、虚字、句中韵、词腔以及“腔以古雅为主”等。
张炎《词源》大体近似，序云：“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其下论次，首为音谱，谓“词以协律为先”，然后分论拍眼、制曲、句法、字面、虚字等，结论是“词欲雅而正”。
他们的主张虽然与李清照不谋而合，是李清照词观的发展与深化。但他们未必自觉是由李清照来（因为张炎推崇白石，而沈义父标举周邦彦），然而时代风气所染，毕竟与李清照同趋共识了。
而他们的主张又不仅只是宋时的主张。清代词风再盛，浙派词人，家白石而户玉田，乃张炎词论之后劲；常州派，又尊清真而薄姜张，为沈义父主张之流变；《词律》等书，考订谱律，商略四声，更是南宋此类词论的实践者。迄于清末，这种南宋词观依然成为词论者的基本知识。
这种词观，并不推重豪气词，故张炎说稼轩刘改之等“豪气词，非雅词也”。沈义父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亦戒市井语，故沈义父谓孙花翁“有好词，亦善运义，但雅正中忽有一两句市井语，可惜。”周邦彦则因“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而备受推崇。
再则就是以言情为主，所以沈义父说：“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需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只不过，言情亦须雅正，不可近于淫狎，故曰：“然多流于淫艳之语，当自斟酌”；“说情，不可太露。”张炎于此，亦特立《赋情》章，谓：“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但赋情又要屏去浮艳，“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
也就是说词以言情为主，但情又不可淫、不可肆。淫者狎艳，肆者伧俗，皆不雅正。豪气词近于肆，且多非言情，又不协律，故非所尚。
对东坡稼轩，虽以其名高而不愿做太多的批评，但基本上是甚不以为然的。所以元遗山称道稼轩，张炎说：“遗山极称稼轩。及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借处，不减周秦。……初无稼轩豪迈之气。”
可是南宋时北方元遗山等人所流行的词风，其实与李清照、张炎他们颇不相同。清贺裳《皱水轩词荃》说：“元遗山集金人词为《中州乐府集》，颇多深裘大马之风。”这种深裘大马、疏爽劲快的作风，跟南方雅正婉丽之风，恰好形成一种对比。因此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
自六朝以还，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书法亦然。姑以词论，金源之于南宋，时代正同，疆域之不同……细审其词，南与北确乎有辨，其故何耶？……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细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遁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然而宋金之词之不同，固显而易见者也。
南北分立，确如其所述。然其所谓宋金词之不同，其实只是金与南宋的不同。
而所谓金人，其实又多只是北宋被灭后留在北方的宋朝人，所以陈匪石《声执》卷下说：“金元词人以吴彦高、蔡伯坚称首，实皆宋人。……蔡则疏快平博，雅近东坡。”留在北方的宋朝遗民，继承的，乃是北宋原来即有词风。
故所谓金与南宋之不同，很大一部分，只是词风在南宋雅正化前后的差异。
类似的情形，是南宋被灭后，元朝有一部分词人即原先的南宋人，仍沿袭着南宋词风，于是元代词中就有一派婉媚之作，如陈匪石所云：“是名虽属元，实乃南宋余韵，盖草窗、碧山、玉田、山村之所倡导，如张翥、张雨、邵亨贞等皆属此派。在元代词学为南方之一流别。”
金朝这种延续北宋的词风，不仅仍见得着东坡的影响，也有其它。如丘处机等道流的丹道词，便衍唐宋说理词之绪。完颜雍《减字木兰花·赐玄悟玉禅师》、完颜璹《西江月》一百八般佛事、赵秉文《青杏儿》“但教有酒身无事”……等亦属此类。
许古《眼儿媚》“持杯笑道，鹅黄似酒，酒似鹅黄”，况周颐说它是“打油腔”，事实上即是王灼所描述的北宋末年滑稽谐谑词风之后劲。
记事之词尤多，如元遗山，况周颐谓其“赋《隆德故宫》及《宫体八首》《薄命妾辞》诸作。……此等词，宋名家如辛稼轩固尝有之，而尤不能若是其多也。”这便是唐与北宋旧作风之遗，故与南宋颇有不同。
到元，王辉《秋涧集》百卷，吴梅《词学通论》犹谓其“皆以论事见长”；欧阳玄仿欧阳修《渔家傲》记都城风俗事，亦如前文所述，乃杂事诗之类。
此均可见金元词风颇继承北宋风气，与南宋以雅正为尚者确乎不侔。
但因后世南宋雅词渐渐成为词史上的正宗，金元词风不受重视；北宋词亦受南宋词观之影响，被解释成是上承花间之发展，于是花间、南唐、周柳以迄南宋姜张梦窗一脉，竟成词体正宗。
不符合这个词风的，一大部分被完全排除于视域之外，如那些彷佛杂事诗、说理诗、打油诗的词作；一小部分被描述为是正宗出现后的新变，如所谓苏东坡辛稼轩的豪放词风。
其实花间香奁才是词体形过程中较晚出现的类型。北宋词亦不只承继这个类型，所谓的豪放词，更早在东坡以前就多得很了。豪放以外，俚俗的、滑稽的、侧艳的、不侧艳的、讲道理的、记风物的、征事类的，什么都有，情况跟诗没太大不同，甚且比诗还要杂。作词也根本不太讲究协律，不是词从来都讲究音律，到东坡才“横放杰出，曲中缚不住”的。
北宋中，柳永周邦彦特娴声律，使词朝音律化跨了一大步；北宋末南宋初，李清照再以声律进一步区分诗与词，强调词应协律、应雅、应“别是一家”。
这种区别诗词的态度，寻找每一种文体“本色”为何的做法，大概是北宋末年的一种风气。故稍早于李清照的陈后山，便曾说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晁补之亦曾说：“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着腔子唱好诗。”
这些批评都是李清照的先声，只不过他们并没有明确说出诗词之辨到底何在、词应以何者为当行本色。李清照以后，南宋词坛如张炎、沈义父等人所做的工作，便是针对这一点去强化说明，以建立词这个文体的本色正宗及其谱系。
我们若联想一下理学道学家的道统正宗谱系是怎么在北宋到南宋这段时间形成的，对词史上这一段正宗本色形塑史大概也就不会感到突兀。
正统论，在宋代思想史上，是弥漫于许多领域的总体思潮，政治上固然讲正统论，由欧阳修、司马光到朱熹的《通鉴纲目》，蔚为大观。儒学思想也因此而说道统，编了《伊洛渊源录》《圣门事业图》等，建立了儒家的道统谱系。文学上，亦有“文统”之说，元遗山在《病中感寓》中诗曰“正赖天民有先觉，岂容文统落私权？”真德秀编《文章正宗》，陆放翁则希望杨万里：“愿公力起之，千载传正统”。佛教道教也一样，全真教有《金莲正宗记》，佛教编《释门正统》、《传法正宗记》。
诸如此类，都显示了北宋中晚期以迄南宋，整个社会上，存在着强烈的正统意识，以及企图确立正统的行动。词家的作为，亦属于此一时代思潮中的一支。
正统论本来就是对历史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选择一些来推崇之，视为正宗正统之所在，要人承继它，所以正宗同时也就是后人学习的典范。可是，这种选择也筛滤掉了许多被视为不符合正宗之条件者。
像政治上的正统论，不承认许多朝代；儒学上的道统论，则不承认孟子到韩愈周敦颐之间的儒者。同理，词的正统论、本色当行理论，也排斥不雅正婉约的词风。对辛稼轩已不免于恶评，陈同甫更是被这个正宗谱系给遗忘了。
陈同甫《自赞》曾自诩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但实际上他在南宋只是个畸人。持论既畸于时，为人具英雄气，也与当时南宋人不甚相同，跟北方南下的辛弃疾倒是气味相投。主张汉唐帝王不容抹煞，不能采道统观念认为三代以后只是“牵漏补架”过日子，更与揭扬道统论的朱熹不合，他本人也被摈于圣门事业儒学道统之外。心力寄于词作，欲于诗之外别开一域，然竟与其无与于道统一般，也被排拒在词的正统之外，这不是畸而又畸吗？
陈亮之“畸”，在于他对道统正宗说并不是截然排斥的。如，他十分认同于所谓的“伊洛正源”。故在他自己看，他是努力在发扬伊洛之学的人。可是，在以继承伊洛为职志的朱熹看来，陈亮之说却是必须辟除的异端；就是现代人，也都以反对程朱来看待他。这不是荒谬的处境吗？
词，他也一样。虽跟讲“词别是一家”的人同是一路，都主张词与诗分，可是人家说词与诗分，是要协律要婉约要雅正，陈亮又不是那样的风格。所以竟像蝙蝠一般，长着翅膀飞进鸟群里，鸟儿却不认为牠是同类飞禽，遂只好孤独地停在历史的黑暗角落里。
但陈同甫《和吴允成灵洞韵词》说得好：“我自醉眠其上，任是水流其下，湍激若为收？世事如斯去，不去为谁留？……但有君才具，何用问时流？”凡畸于人、忤于时者，辄侔于天，陈亮的成就也是“何用问时流”的。
而且，所谓“侔于天”，是说此类畸人反而能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的真相。透过陈亮这位畸人，可让我们更能看清楚词史的发展及其中存在的问题，揭开久被正宗本色论掩盖的事实，也可借此以反省我们现存词史观，并颠覆它！
龚鹏程
龚鹏程，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