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鸟形象的人情化主要体现在写幻类小说中，这类作品从数量上来说正是主流。这些作品虽是描神写怪，但除了明确宣传宗教者，大多都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在描写真实生活，包括人类的情感生活。“这些作品贴近生活和人情，保持着人们日常生活本身的完整性、和谐性和真实感，神鬼变化在这里不是象征材料，不是理念符号，而是变形了的真实语言，于是我们在禽鸟形象中也看到了人”。这种人情意味所体现的，除了作家以禽鸟写人性来表现伦理道德的目的外，更是对真实性的崇尚，这种真实使得唐传奇以及其中的禽鸟形象更具审美内涵。
唐代风气开放，言论自由，禁忌较少，这是小说中禽鸟形象具有人情的原因之一，但是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是牢固不可撼动的。即使在小说这类娱乐性较强的作品中，伦理道德也是一大常见主题。所以唐五代小说中禽鸟形象最多体现的性情还是儒家最重视的德行，尽管在爱情、亲情主题中，这些品质也是必然伴随不可或缺的。
一、禽鸟形象在唐五代小说中的变化发展
（一）典型形象的诞生
相比唐前小说的功利特点，唐五代小说在文体本身的发展以及唐诗的浸润与泛化影响之下，审美成为了核心诉求，其中的一些禽鸟形象也逐渐升级为了意象。同时，就像诗歌对意象的使用会走入模式化一样，唐五代小说中的那些意象化的禽鸟形象也不断地被概念化，于是产生了一些典型的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鹤。鹤是有道教因素的小说中最常出现的禽鸟形象，鹤与道教神仙的关系正是在唐五代小说中才形成，并自此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神仙世界意象。
出现鹤形象的神仙道教小说众多，均是将鹤作为神仙世界的伴生物。最常见的是以鹤为神仙坐骑，如《巴川崔令》中为崔令家除祟守家的神仙是驾鹤而来；《嵩岳嫁女》中的神仙来去都是驾鹤乘鸾；《白幽求》中的仙岛上有鸾鹤青鸟为仙人引路，白鹤孔雀伴舞，仙人出行骑乘龙虎鸾鹤。
其次便是神仙化鹤飞去，如《石巨》，石巨是胡人，性好服食，后得道化鹤飞去；《王卿》中的道士与天师为救丹药化为白鹤；《慈恩塔院女仙》中的女仙携青衣于北廊柱题诗，随后化为白鹤飞去。另外还有以鹤作为神仙或仙境象征物，如《聂师道》中聂师道为仙官召时云鹤近庭，隐居于问政山时山中屡有云鹤盘旋，先生归时有野鹤声响空；《宋文才》中的灵鹤飞翔处为峨眉洞天；《玄真子》记玄真子张志和与颜真卿友善，唱和时为水戏有云鹤随附其上。
（二）内涵的突破
首先“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子早在《诗经》中就有出现，因其双飞往来之性故常以双飞形象出现，暗涵了对新人能双宿双栖的愿望。在《楚辞》中燕子则因常与鸾凤相对比而扮演了平庸的凡夫俗子角色，这一形象在魏晋诗歌中也常被沿用。《拾遗记》中的“白燕”则主要述其白色之神异。
到了唐五代小说中燕子意象的内涵就丰富多了，一方面双飞燕的形象被塑造成了典型的爱情象征，并且白燕形象成为了典型祥瑞，另一方面燕子形象有时被赋予仁义的品德，有时又是负面形象。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在唐五代小说中燕子形象的内涵相比唐前文学传统有了很大的突破，不再囿于正面形象的塑造而诞生的许多新的形象，使小说作品更具文学审美。
鸡是人们最熟悉的家禽，其报晓的习性对劳动人民有莫大的助益，在先唐文学中一向被赋予正面意义，直至唐五代小说中才出现了负面形象的鸡形象。公鸡化形害人故事的出现说明唐人对于形象选择跳出了传统的桎梏，从而产生了那些更丰富的想象，更传奇有趣的故事。
禽鸟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传承已久，在唐前文学中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传统含义。而传统虽是文化历史的积淀和惯性作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却并不是一味向后看，它是前行中的回顾，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寻找平衡，讲究既不背叛过去也不拘泥于过去。古人讲“师古”更讲“变古”，“变古”才是深层意义上的“师古”，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师古”。立足于今而从“古”中发现“变”的基础和可能性，这样传统才能加强、丰富和更新。
二、唐五代小说中禽鸟形象发展变化的原因
（一）文学发展的影响
每一代文学都有与其相符合的文学观，尽管在当时可能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也常常会在作品之中体现出来，唐人于小说便是如此。唐五代小说主要是来源于六朝志怪和史传小说，李剑国将汉魏六朝小说观念概括为四方面：“史官末事、小道可观、明道辅教、游心寓目。”总体上来说汉魏六朝小说是功利性、实用主义的，小说家在创作时也缺乏主观与主动。
而到了唐代，由于整体文学事业的高水平，唐人对于小说创作的要求也越高越精，从而诞生了新的小说观念，把小说推向“尽善尽美”的境界。唐人的小说观念，段成式《酉阳杂俎序》以及温庭筠《干撰子》中的“滋味”说可作为代表参考。“滋味”是唐人从诗歌的特性中悟出来的，唐人将之用于小说，正是对小说美感的直觉式体认。
唐五代小说追求审美，其中的禽鸟形象也随之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内涵，乃至具有了人情化、世俗化的特点。尽管在运用上，唐五代小说中的禽鸟形象仍存在功利、实用的情况，如作者常以禽鸟来指代政治、宗教上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以鹦鹉代指武则天，但是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是作者主观主动地创作，在选择时是根据禽鸟意象本身的特点来进行的。
唐代诗歌的高度繁荣必然带动其他文学体裁的发展，尤其是传奇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卓越诗人时，禽鸟形象在小说中的运用与诗歌意象的高度相似正是因此而来。唐代的诗学理论对物象十分重视，物象理论是唐五代诗论中最重要最成熟的一部分。唐五代诗格中对物象的讨论，首先是物象包括“内外意”两个方面，外指表面的万物之象，内即作者头脑中所浮现的或作品所描绘的隐藏的情感与事物。
（二）国政教化的影响
唐王朝建立，太宗被尊为“天可汗”以后，中国重新回到大一统的局面。随着政治的稳定，唐朝的经济、文化也走向了繁荣昌盛，一代盛世便拉开帷幕。文学是反映时代的镜子，自然受到时代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以及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唐五代小说也不例外。
在当时流行于文人士子之间，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底层文人，都乐于撰写与交流，所以不论是宏观的政治局面还是细小的民间习俗，都多少在小说中有所显露，通过各种形象、情节等表现出来，禽鸟是唐五代小说中较常出现的内容，其发展与变化有时便是这种社会影响的体现。
不同民族和平共处会给国家带来无尽的活力，唐朝之所以强盛，便是因它建立在胡汉融合的基础上，也正是因此，唐王朝具有独一无二的开放性，是秦汉以来对外最开放的时代。这种开放对唐朝的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助益，进而影响并反映到文学之中。
除了“胡气”，“胡物”之盛衰在小说中也有反映。初盛唐时期，国力强盛，边境各族各国都争相朝贡，不论是使节带来的众多贡品，还是胡商带来的大量珍稀宝物，那时的唐人对琳琅满目的“胡物”已经习以为常，同时将此作为唐朝强盛的表现而为之骄傲。
而安史之乱后，国力严重下滑，不仅唐人对异族充满愤恨与戒备，胡人外族对唐人的态度也大不相同，尤其是强盛的回鹘和吐蕃人，他们自身实力强横，对战后虚弱的唐朝人便十分傲慢无礼，尽管在长安也行动放肆，朝贡极速减少，胡人也不再带着宝物来到长安，唐王朝曾经的灿烂繁盛一去不复返，曾经唐人习以为常的异域宝物慢慢地少了，变的不容易见到，不容易获得了。
唐朝的城市与交通有着宏远的规模、壮阔的布局、磅礴的气势，这为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延续创造了坚实后盾。唐代交通体系所能发挥的作用，在文学传播上的体现便是即使偏远的文学不发达的地区也能接收到文学浸润，不管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还是瘴气淤积的岭南，那些曾经对于中原文人来说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涉足的地方他们也可能涉足，至少他们的作品完全可以流传到那些地方，当地的文学也能传播出去。
三、宗教文化的影响
（一）道教与佛教的发展
在具有反映社会功能的文学作品中，宗教也被完整切实地记录着、刻画着，尤其是自从诞生伊始就与宗教有密切关系的小说。汉魏六朝时期宗教借小说宣传教义，小说借宗教内容丰富自身获得发展，所以自那时起小说与宗教便相辅相成。道教与佛教经过六朝时期的传播与发展，在隋唐迎来繁盛期，尤其是在六、七世纪，两教都有巨大的进步。唐五代小说铺陈幻语、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宗教元素成为了最好的辅助内容，宗教对唐代社会影响之深在唐五代小说中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国家权力对道教内部的渗透不断深入，包括政府对道观、道士的数量控制，对道教经典选择和阅读的指定等，这使得本就已经渐渐屈服于主流伦理的道教，再一次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进行整合，使整个道教的仪式、方法和组织，更附着于国家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伦理道德。也就是说，道教在唐朝前期的发展是在国家控制下的发展，当然这是必须的，道教想要在新兴的唐朝，一个皇权、神权与知识权力高度同一的社会中，站稳脚跟，只能迎合权力。
（二）三教合一的影响
唐代的繁荣昌盛因安史之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唐人的思想世界也因此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通常认为唐后期是一个以儒释道三家为主的多元思想融通的社会，不过这种三教合一的趋势其实早已经出现并缓慢地发展着。
唐初，太宗为了使统一的国家有统一的思想和文化，通过颁布五经定本和新的五礼来垄断经典话语的解释权，并且排定了三教次序以提升政治权力在思想世界的权威，于是儒道佛的争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逐渐被压制下来。而唐玄宗对于《孝经》《金刚经》《道德经》的注释更直接地给人们暗示了三教的融合。
除了政治环境的引导，三教本身长期的争论较量也同时促进了三教的融合。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中国就是宇宙的中心，汉文化是宇宙间唯一可以拥有普遍性的价值体系，从来只有“夷从夏”，没有“变夏从夷”。所以外来的佛教要在中国这个拥有相当长的历史传统的国家生存与发展，就不能不去适应中国。
结语：
由于禽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关于禽鸟与文学、文化的研究十分丰富，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