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儒家伦理中的核心概念，而《孝经》则是儒家经典中一部系统性阐述“孝”的典籍，因此《孝经》在儒家文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孝经》具有的“孝道”教化功能，使其成为了明清时期童蒙教育的重要读本，阅读《孝经》成为当时儿童接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亦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随着《孝经》向社会底层的传播，不同阶层的读者开始广泛接触《孝经》，从而推动了儒家伦理民间化的进程。
一、《孝经》的平民化与儿童阅读《孝经》的意义
（一）《孝经》经典的平民化、通俗化过程
《孝经》言孝，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汉代《孝经》被列入“七经”，是推广孝道、孝治天下的重要文本。唐代时，《孝经》与《论语》并列兼经，为国子监学生必读科目，也是考试取士的内容。唐明皇重视孝经，亲自作注，阐扬孝道，开启了《孝经》通俗化、平民化的先河。
宋初《孝经》仍受帝王的重视，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宋代以降，《孝经》在政治领域中的重要性已然发生改变，逐渐远离中央朝廷的政治舞台，与蒙学教育和地方风俗教化相结合，从而转入地方庶民教化，更多以蒙书的姿态出现。
明代一些学者为了适应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以便更好的发挥《孝经》的德教功能，使孝道观念为更广大的社会普通民众所接受，将《孝经》加以改造。使《孝经》更加通俗易懂，便于普通民众的理解。
清初，首要任务便是重建并有效统治庞大而处于失序状态中的国家，《孝经》一书很快便受到清廷的重视。原因在于《孝经》具有教化功能，其在稳定社会秩序上有一定的作用，且有利于清朝政府对地方、家族从思想上进行统治。因此，清初的帝王便以君王之尊提倡《孝经》教育。
清廷对《孝经》的重视、推广，使《孝经》作为政治伦理教化的文本广泛流传，出现了方便民众阅读的多样化的《孝经》文本。由此，明清时期《孝经》作为用以教化庶民的读本，有了平民化的特点。明清时期的《孝经》已经不再是文人雅士的案头书，不再是高居庙堂的政治书，而变成一本人人可读的普通文本。这种情况下，明清儿童阅读《孝经》才有了可能。
（二）教子与训俗：明清儿童阅读《孝经》的意义
明清两代的学者普遍认为《孝经》是《四书》之根本、《六经》之总会，故在童蒙教育中，《孝经》应该作为儿童阅读的重要读本，从而使《孝经》在童蒙教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实际上，将《孝经》作为教学之本，教育小儿，已成为明清社会的共识。
明清时期师长安排儿童阅读《孝经》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训子，即对儿童进行孝道教育；一是训俗，即基于儿童教育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由于《孝经》重在教人为孝，儿童阅读《孝经》，可以从小培养他们的孝德，成为其日后的行为指南，而且有益于形成良好的家风。因而，明清时期一些家族便把儿童诵读《孝经》作为一种家族文化传承不绝。
（三）女童阅读《孝经》的意义
由于男女社会角色的差异，女童阅读有别于男童阅读。明清时期阅读《孝经》的女童多是士人家庭的女儿，士人家庭认为女子不仅应该学习妇德，更应该通文识字。此外，士人家庭也具备令女儿阅读《孝经》的条件。宋元以降，以《孝经》教导女子孝德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了。
明清时期，女性年幼之时阅读《孝经》的行为被频繁记录在各种妇女传记之中，反映出女子教育在士、庶阶层的逐渐扩展，人们更加重视对女子的教育。
其实，女童阅读《孝经》，接受蒙养教育，对其成为母亲后教育子女意义重大。明清时期由于男性追求仕途或经商在外等故，对子女的训诲之责常常落在了母亲的肩上。
这些母亲在年幼时接受《孝经》、《论语》、《列女传》的教育，其中不少人更能通篇背诵，这样的教育背景让她们能够直接担负起儿女文字阅读的启蒙教育。尤其是当父亲去世而母亲守寡之后，若家中再无其他亲属，这类家庭教育子女的任务就只有母亲来完成了。
二、明清儿童与《孝经》阅读
（一）明清儿童阅读《孝经》的场所与方法
明清时期儿童受成长环境的影响，阅读《孝经》的主要场所便集中在家庭与学校。明清社会设立的社学与义学，则成为贫家子弟阅读《孝经》的主要场所。儿童阅读《孝经》的方法，即采取高声朗读以及熟读的方式。不同的阅读场景，阅读的性别之别，都会对明清儿童阅读《孝经》产生影响。
一是明清儿童在家庭阅读《孝经》。儿童在家庭中阅读《孝经》有着诸多特点。首先，明清社会儿童阅读《孝经》，师长口语授读是一种重要的阅读方式。
其次，儿童阅读《孝经》的环境都处于日常生活的场景中。第三，《孝经》与《小学》往往一起诵读。第四，明清时期儿童在家中阅读《孝经》并不只有个体阅读一种形式，集体阅读也很常见。第五，儿童年幼之时的活动范围有限，因此教授儿童阅读《孝经》之人，以父母尊长为主。
二是明清儿童在社学与义学阅读《孝经》。上文所述在家中诵读《孝经》的儿童，一般都是士人家庭出身，或是有条件聘请塾师之家的子女。对于明清时期大多数的家庭来说，家庭条件一般，父母亲长读书也不多，因此这些家庭中的子弟只能是在社学与义学中接受启蒙教育，从而有了阅读《孝经》的机会。
明清时期官员在社学与义学中对《孝经》的推广，使得更多的民间子弟接触到《孝经》这一儒家经典，并深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若没有他们的努力，民间子弟更无机会接受儒家伦理的教化。借助于教育对象群体的扩大，《孝经》的传播范围亦随之扩大了。
三是明清儿童在书院阅读《孝经》。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因某些著名学者讲学其中而声明大彰，逐渐成为官学之外的主要教育模式，元明清因之。清代的书院逐渐成为政府要求普遍建立的教育机构，教育对象范围的扩大使书院的道德教育具有了社会意义。由此，明代儿童于书院阅读的机会要远远小于清代。
书院也成为某些学者推动《孝经》教育，落实朝廷孝治政策的重要场所，亦成为明清时期儿童阅读《孝经》的场所之一。
关于明清儿童阅读《孝经》方法，明清时期儿童阅读《孝经》的方法形式多样，既有差异也有共同之处。儿童阅读《孝经》的方法可分为口授大意、文本阅读、读行结合、诵读等几种类型。“诵读”即是儿童阅读《孝经》的共同之处。
（二）明清儿童《孝经》阅读与《孝经》文本的多样化
《孝经》篇幅短小，作为童蒙读物，吟诵在口，记忆在心，其经本自然会得到很好的保存和流传。《孝经》作为经典文本，在元明清三代出现了许多的注释本，但这些注释本多是从经学的角度来解《孝经》之意，因此内容比较深奥，适合学者阅读，并不适合年幼的孩童阅读。
明清学者为适应儿童的心智，对《孝经》原文进行适当的改变，出现了多样化的《孝经》文本。比如注解本《孝经》。注解本一般是随文而注，对难晓之字句释音训义，考订其名物、典制，以便掌握其意义，明了其宗旨。注解本由两部分组成，即原文与注解文字。因此注解本适合儿童及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阅读。
明清两代为适应儿童阅读《孝经》而出现的注解本《孝经》十分之多。除此之外，还有图解本、音训本、比附本等类型。
三、明清科举政策、学术思想对儿童阅读《孝经》的影响
（一）明清科举政策对儿童《孝经》阅读的影响
因《孝经》自王安石变法后便与科举制度无关，导致《孝经》在宋以后的影响逐渐地淡化，明清时期有些人就以功利心看待《孝经》，出现了不读《孝经》的现象。这种情况在科举鼎盛的江南尤其多见，时人以亲身经历道出了当时儿童不读《孝经》的社会现象。
对于明代许多人来说，他们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幼年时读《孝经》的场景历历在目，有感于《孝经》一书在童蒙教育中的缺失，终明一代，不断有人呼吁并付诸实践，以推广《孝经》之教。正是由于学者与地方官员的努力，《孝经》重新获得了经典的地位与身份。因此明清时期以《孝经》教子与训俗成为社会共识，儿童阅读《孝经》因此并没有中断。
入清之后，在朝廷统治的意识形态方面，尤其是对以汉人为主的地区而言，儒家思想仍占据重要的地位。《孝经》很快便受到帝王与朝臣的重视，主要在于《孝经》的教化功能，对稳定社会秩序有一定的作用。
在清代科举政策影响之下，儿童诵读《孝经》，对参加童试便有益处。尤其是地方官员为响应国家政策，在辖区内往往制定一些激励性政策，诱导儿童诵读《孝经》。
如张润民任河南督学道佥事时，曾发布《敦励实行文》一文，并以此赏罚劝惩，文中还规定生员交卷时，有文可二等者，能透讲精通《孝经》、《小学》，拨取一等。以此类推。他本意虽在以《孝经》正人心，但精通《孝经》之童生便可晋级，此种做法必会刺激儿童去阅读并背诵《孝经》。
明清两代的科举政策与《孝经》的联系时断时续，因此对儿童阅读《孝经》造成了一种阶段性的影响。即便是有人以功利心看待《孝经》，从而不读《孝经》的情况存在。
（二）学术思想对儿童《孝经》阅读的影响
理学在明清社会一直处于官方地位，但新学术的崛起对理学具有一定的冲击，对儿童《孝经》阅读也有一定的影响。
学术与教育总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学术探讨本身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文化背景，也促进了对教育本身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教育也是传播学术的重要途径。一些身为官员的学者在各地兴办社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其学术思想贯穿于社学教育的实践当中。
但学术思想对儿童阅读《孝经》的影响受制于新思想的承继者，只有他们以新思想阐述《孝经》并用于教学之中，学术思想才会对儿童阅读《孝经》产生影响。学术思想的传播会受到地域限制，因此对儿童阅读《孝经》的影响也具有了地域性特征。
结语
明清儿童阅读《孝经》的场所主要在家庭、社学、义学与书院。成人以后，作为家长师儒，又会以《孝经》教诲子弟，使得儒学经典不断地被继承与传播，《孝经》的道德教化作用则会起到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此外，明清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对儿童阅读《孝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从而使儿童阅读具有时代特征。科举考试中以《孝经》内容出题以及对儿童阅读《孝经》的影响，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