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居，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出现了对日本国的记载。《三国志》说在东方大海之中有一群倭人，他们建立起了许多小国家。这些倭人尚处于野蛮状态，在汉朝时有三十多个小国的倭人来华夏进贡方物。之后倭人间互相征战，最终拥立了一个共同的女王，形成统一的国家。经常遣使远渡重洋来与魏国通好，这说明汉朝人已经知道日本的存在了。但是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虽然很早，却始终不深。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倭人又重新立男人为国王，“并受中国爵命，江左历晋、宋、齐、梁，朝聘不绝。”《隋书》记载，隋文帝曾派人到日本去考察当地风俗，使者回来汇报说“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文帝觉得蛮夷不配这样称呼，便说此大无义理，于是训令其国改之。当时日本的文化还十分落后，史书说其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之后日本从百济国求得汉字版的佛经，才知道文字是什么一回事。
在隋朝之前，中国人一直将日本视为未开化的蛮夷，并没有给予重视。隋炀帝的时候日本国王（推古天皇）曾送国书来长安，里面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读后感到不高兴，便对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可见中国人对这个邻居很轻视，将其与小蛮族部落同等看待。然而在唐朝之后，日本的风俗、文化却飞速进步，这体现在唐朝人的著作中。《旧唐书》在讲到日本时，也特别说明日本人有“尚文”的特点。
古人对日本了解得很早，但始终不深01唐朝人眼中虚心好学日本人
《旧唐书》是根据唐朝国史来写的，与前代史书相比，在关于日本的记载中，我们发现有一个较为显著的变化，那就是日本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没文化的蛮夷状态，反而变得十分崇尚文字、喜好学习。
根据史书记载，武周长安二年，日本的朝臣真人入京进贡方物，其官职相当于中国的户部尚书。这名官员容止温雅、好读经史，给唐朝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女皇武则天在麟德殿接待了他，授其司膳卿，之后送还本国。唐玄宗开元初年，日本又派使者来朝，请求中国授予儒家经典，并由儒士来讲读。朝廷便下诏由四门助教赵玄默入鸿胪寺为师，作为尊师的答礼，日本人献给了赵玄默大幅布，上面题云“白龟元年调布”。这些日本的使者还把身上的盘缠以及唐朝赏赐的钱财都用来购买书籍，然后泛海归国。
其中有一个日本官员名叫仲满，因仰慕中国之风，所以留在了唐朝，改名叫作朝衡。他在唐朝一直生活了五十年，非常喜欢读书，交结了许多当朝名士，是勤奋好学的日本人之代表。
《旧唐书》又说唐宪宗元和元年的时候，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书说：“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可见从唐玄宗开元初年到唐宪宗元和元年，这近百年的岁月里，一直有日本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而到了晚唐开成时期，仍有日本人来朝贡。
日本人给唐朝人留下了勤奋好学的印象，一改之前的蛮夷之风。
日本遣唐使来唐朝留学02宋朝人眼中崇尚文化的日本人
宋太宗雍熙元年时，有五六个日本僧人浮海而来，向朝廷进献铜器十余件，并将本国的《职员今》、《王年代纪》呈上，中国人这才能详细了解到日本的历史与风俗。
当时宋朝人向日本僧人打听其国的民风，日本人便回答：“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他们的国人能够写作隶书，但不通华言。与中国人使用相同的文字，唯语言不通而已。
《宋史》说这次来中国，日本人收获颇丰，得到了许多中国典籍，包括郑玄注的《孝经》、越王李贞写的《孝经新义》等。日本人又请求印刷《大藏经》，宋太宗下诏给之。当得知日本千年来的天皇都是一个世系时，宋太宗更是感叹说：“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认为日本人保留了古代中国的淳朴之道，没有参杂太多五代时期的狡诈与卑怯，尚有礼义廉耻。
宋太宗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北宋一些人的看法，例如欧阳修在《日本刀歌》里就写道：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欧阳修在诗句中隐晦地哀叹中国人喜欢自己摧残自己的优秀文化，导致世风日下、诈伪并起，良好的东西都被日本人学了去，颇有“礼失而求诸野”之感。中国人自己把诗书都焚毁了，又禁止人们去阅读优秀的书籍，导致许多人读不懂那些古人的书。而日本人却将它们保存了下来，并且严令不准传回中国，这样中国自己优秀的东西反倒被日本人永远了学去，并且垄断下来。
因此，在宋朝人眼里，日本人非常崇尚文化，喜好学习，在文明的背后也颇有几分狡猾。他们趁中国人糟蹋自己祖先的东西这个机会，把中国古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学了去，并且不准再传回给中国，以此来赶超这个强大无比的邻居。
会打小算盘的日本人03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日本的了解都不够深入
“日本尚文”是清朝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的评价，这个评价源于欧阳修说的“士人往往工辞藻”的说法。而《宋史》里也记载说宋真宗咸平五年时，有一个中国商人周世昌乘船到日本，旅居七年后才回国，他带了一个名叫滕木吉的日本人回来。滕木吉能够作诗，但其词简陋。景德元年，又有僧寂昭等八人来朝，寂照不懂中国话，但能够看懂汉字，而且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札。这些来华的日本使者给中国人留下了好学以及尚文的印象，他们熟知中国文化，能够运用的自如。
但唐宋人也察觉到日本人稍微狡猾的一面，例如《旧唐书》说“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云云。日本人来中国后并未如实讲述其国的情形，而是说得云里雾里，并且夹杂夸大之词。这样，在两国的交往中，日本人学尽中国文化，而中国人对日本却仍是一无所知。多年来都是日本人渡海到中国取经、学习，而中国人却觉得日本野蛮落后、一无是处，始终不肯加深对这个邻居的了解。
这样，勤劳的日本人跨海而来，取走了中国的真经；合群自大的中国人却无视这个渺小的邻居，数百年来仍对它知之甚少，这可谓是中国人之悲哀了。我们不禁又想起鲁迅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的话来：
“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模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模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模仿’的。‘会模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