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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古典作品研究
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
“后人”者，当指刘、贾诸人。刘逢禄以为，刘、贾之徒，增设义例，实欲申《左氏》传经之旨，进而能立于学官。衡诸刘、贾、许、颍等对《左氏》义例之转相增繁、《左氏》欲立官学之症结，刘氏之说，不为无据。近人程南洲探论贾逵养例之学，亦云：
贾氏诠释经传，创设义例，多阐微言大义，欲与《公》、《谷》争辉。盖《左氏》之议立博士，《公羊》家均以《左氏》不传《春秋》拒之。所谓《左氏》不传《春秋》者，即谓《左氏》不传义法。故刘子骏创通大义，与《公羊》抗衡。景伯承其余绪，亦设义例，申其微言，如日月褒贬例、名氏称谓例，皆仿《公》、《谷》，而欲与之争长。此外，凡解经文，均重阐述义法，以示《左氏》非第传史事而已。
程氏之说洵然。
自刘歆创通《左氏》大义，至贾逵张大义例之学，其后颖容、许淑、服虔等，纷受其影响，以条例诠经，由前文所举时月日例一端，可略见其梗概矣。
二、《公羊解诂》摆落章句、寻求义例
何休《序》言《春秋》“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疏》云：
非常异义者，即庄四年齐襄复九世之雠而灭纪、僖元年实与齐桓专封是也。……其可怪之论者，即邾娄叔术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页2）
《春秋》尊王，依其常义，诸侯不得专讨、专封，今齐襄复九世国雠而灭纪国、齐桓救邢而专封，《公羊春秋》既未讥贬，反而贤之、讳之，故曰“非常异义”；叔术杀鲁贤臣而妻嫂，《公羊春秋》既未责之，反而贤其让国于夏父之德，是“可怪之论”。说解《公羊春秋》者，“严彭祖、颜安乐之徒”（《序、疏》，页2），未能理会《春秋》既据乱而作，圣人拨乱反正之道，当有异于常理而以行权处之者，故于诠释经传时，惑于常理，导致“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之创。所谓“倍经”，《疏》云：
即成二年逢丑父代齐侯当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说者非之，是背经也。（页2）
《公羊》言丑父死君行权，以免齐顷公之难，经文未曾非之，严、颜之徒则讥丑父，故虽解经义，而反背于经也。“任意”者，《疏》云：
《春秋》有三世异辞之言，颜安乐以为：从襄二十一年之后，孔子生讫即为所见之世。（页2）
颜氏以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后为所见之世，何休不从其说，盖“以为凡言见者，目睹其事，心识其理，乃可以为见，孔子始生，未能识别，宁得谓之所见乎？故《春秋说》云：‘文、宣、成、襄，所闻之世。’（不分疏二十一年已后，明为一世矣。”《公羊注疏》，卷1，页4）何休以“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卷1，页23），今颜氏分张一公而使之两属，是其任意也。“反传违戾”者，《疏》云：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案：隐三年传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谓二日乃食，失正朔于前，是以但书其日而已，“失之后者，朔在后也。”谓晦日食，失正朔于前，是以又不书日，但书其月而已，即庄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则日食之道，不过晦朔与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颜氏以为十四日日食，是反传违戾也。（页2）
《疏》据何注《二日食》（卷3，页7），指颜氏十四日日食乃违反传义。严、颜之徒惑于经传，“义虽不是，但其形势已然”，“虽复致问，不得不广引外文，望成其说”（《序、疏》，页3），而形成讲诵先师公羊氏之学，至于百万言，犹有不能理解者，遂又有“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之创，《疏》云：
颜安乐等解此《公羊》，苟取顽曹之语，不顾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雱，臣助君虐”之类是也。（页2）
此“加酿嘲辞”之谓也。“援引他经，失之句读”者，《疏》云：
颜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经为义，犹贼党入门，主人错乱，故曰失其句读。（页3）
“以无为有”者，《疏》云：
《公羊》经传本无以周王为天囚之义，而《公羊》说及严、颜之徒以周王为天囚，故曰以无为有也。（页3）
严、颜之徒不仅未发挥经师“指括其文，敷畅其义”之功能，在经传义理犹有不解之情况下，又取他经与《公羊》相出入者，牵引为义；此犹夏侯建“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
故章句必具文，具文者，备具原文而一一说之。遇有不可说处，则不免于饰说矣。……求为具文饰说，乃不得不左右采获，备问五经，取其相出入者，牵引以为说矣。
严、颜之徒，章句繁辞缘是而生，后生亦疑而莫正。《公羊》之创，乃由惑于经传而走向章句之浮辞繁长。王莽之时，始省五经章句
（鯈）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初，鯈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卷32，页3～5）
又《张霸传》云：
（张霸）后就长水校尉樊鯈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初，霸以樊鯈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卷36，页17）
由钟兴奉诏删定严氏《春秋章句》，樊鯈又删之，张霸又删为二十万言，严氏章句浮辞烦多，可见一斑。治严、颜章句者，破坏大体，既不能究其微言大义之旨归，又无益于先王之治道，“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于治古学者，不乐守章句师法，多尚兼通，《桓谭传》称谭：
博学多通，遍习多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憙非毁俗儒。（卷28上，页1）
严、颜章句之徒，亦自然为当时治古学者讥为俗儒；而“俗儒守文，多失其真”
何休注《公羊》，即在补严、颜章句之缺失，以挽回《公羊》阐抉经心，祖述仲尼之颓势。其争胜于贾逵《左氏》学之道，即是摆落章句，寻求胡毋生《条例》，以资应敌。《后汉书·儒林传》言其：“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卷79下，页12）其注《公羊》，不以“章句”名之，而取“解诂”为题者，盖解诂视章句为简
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虽取以通传意，犹谦未敢言已尽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页4）
《公羊》之记于竹帛，始自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
自宣尼没，七十子亡，经义乖散，秦复火之，然胡毋子都禀天淳和，沉沦大道，深演圣人之旨，始为《春秋》制造《章句》，是故严、颜有所祖述征微，后生得以光启，斯所谓法施于人者也。故宣尼豫表之日，胡毋生知时情，匿书自藏，不敢有声。……太守以不材，尝学《春秋》胡毋《章句》，每读其书，思睹其人，不意千载来临此邦，是乃太守之先师。
据何《序》、李文，则胡毋生有《公羊条例》、《春秋章句》之作。胡毋生只传公孙弘一人，故其《公羊》学不如董仲舒一系影响西汉官学之深远，仅为齐民间言《公羊春秋》学者宗事之，此盖其著述流传不广、不为人知之原因。《后汉书·李固传》谓：永和中，固以荆州刺史徙为泰山太守。
胡毋氏《章句》，据李子坚言，当时匿书自藏，殆归教于齐，齐之学《春秋》者传，至后汉犹存，为何邵公等所祖述。
何休取胡毋氏《条例》以隐括《公羊》传义，使就规矩；又作《春秋公羊文谥例》一卷
此《春秋》五始、二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卷1，页4）
“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人事与灾异是也。”（卷1，页4）《文谥例》乃翼《公羊解诂》而作
（一）朝例时（《公羊解诂》隐公二年：“朝聘会盟例皆时。”）
△《公羊解诂》桓公二年：“（秋，七月，纪侯来朝。）月者，明当尊而不臣，所以广孝敬。”
（二）聘例时
△《公羊解诂》襄公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颇来聘。）月者，公数如晋，希见答，今见聘，故喜录之。”
（三）会例时
△《公羊解诂》隐公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月者，隐前为郑所获，今始与相见，故危录内，明君子当犯而不校也。”
（四）君大夫盟例日，小信月，大信时（《公羊解诂》隐公元年：“君大夫盟例日，此月者……小信辞也，大信者时。”
△《公羊解诂》桓公十一年，“（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盟不日者，未命大夫盟会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于士，罚疑从轻，故责之略。”
（五）微者盟例时（《公羊解诂》隐公元年）
△《公羊解诂》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此月者，隐公贤君，虽使微者，有可采取，故录也。”
（六）来盟例皆时（《公羊解诂》桓公十四年：“莅盟、来盟例皆时。”）
△《公羊解诂》文公十五年：“（三月，宋司马华孙来盟。）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于三世之党，三乱结盟，故不与信辞。”
（七）侵例时（《公羊解诂》隐公二年：“侵伐围入例皆时。”）
△《公羊解诂》庄公十年：“（二月，公侵宋。）月者，属北败疆齐之兵，南侵疆宋，南北有难，复连祸于大国，故危之。”
（八）伐例时
△《公羊解诂》庄公三年：“（春王三月，溺会齐师伐卫。）月者，卫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卫公子留，齐、鲁无惮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恶重于伐，故月也。”
（九）围例时
△《公羊解诂》襄公十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东鄙，围台。）萧鱼之会，服郑最难，不务长和亲，复相贪犯，故讳而言围以起之。月者，加责之。”
（一○）入例时，伤害多则月（《公羊解诂》隐公二年）
△《公羊解诂》定公四年：“（庚辰，吴入楚。）日者，恶其无义。”
（一一）战例时，偏战日，诈战月（《公羊解诂》隐公六年）
△《公羊解诂》昭公十七年：“（楚人及吴战于长岸。）不月者，略两夷。”
（一二）灭例月（《公羊解诂》隐公二年）
△《公羊解诂》僖公十七年：“（夏，灭项。）不月者，桓公不坐灭，略小国。”
（一三）定哀灭例日（《公羊解诂》定公四年）
△《公羊解诂》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传：曷为不言其灭？讳同姓之灭也。）不日者，深讳之。”
（一四）迁例大国月，重烦劳也，小国时（《公羊解诂》僖公元年）
△《公羊解诂》僖公元年：“（夏，六月，邢迁于陈仪。）此小国月者，霸者所助城，故与大国同。”
（一五）溃例月（《公羊解诂》僖公四年）
△《公羊解诂》成公九年：“（楚公婴齐帅师伐莒。庚申，莒溃。）日者，录责中国无信，同盟不能相救，至为夷狄所溃。”
（一六）取邑例时（《公羊解诂》隐公四年）
△《公羊解诂》昭公元年：“（二月，取运。）月者，为内善得之也。”
（一七）救例时（《公羊解诂》庄公元年）
△《公羊解诂》庄公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卫。）此月者，嫌实微者，故加录之，以起实贵子突。”
（一八）致例时（《公羊解诂》桓公十六年）
△《公羊解诂》桓公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郑。）此月者，善其比与善行义，故以致复加月也。”
（一九）大国例卒日葬月（《公羊解诂》隐公四年：“卒日葬月，达于《春秋》，为大国例。”）
△《公羊解诂》僖公二十五年：“（秋，葬卫文公。）不月者，灭同姓，故夺臣子恩也。”
△《公羊解诂》文公四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不日者，内娶略。”
（二○）讨贼例时（《公羊解诂》隐公四年）
△《公羊解诂》隐公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此月者，久之也。”
（二一）执例时（《公羊解诂》桓公十一年）
△《公羊解诂》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此月者，为突归郑夺正，郑伯出奔。”
（二二）大国奔例月（《公羊解诂》昭公二十一年）
△《公羊解诂》昭公二十一年：“（冬，蔡侯出奔楚）此时者，意背中国而与楚，故略之。”
（二三）内大夫奔例，无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时（《公羊解诂》闵公二年）
△《公羊解诂》宣公十八年：“（归父还自晋，至柽，遂奔齐。）不日者，伯讨可逐，故从有罪例也。”
△《公羊解诂》庄公十二年：“（冬，十月，宋万出奔陈。）月者，使与大国君奔同例，明疆御也。”
（二四）大国篡例月，小国时；立纳入皆为篡（《公羊解诂》隐公四年）
△《公羊解诂》庄公九年：“（夏，齐小白入于齐。）不月者，移恶于鲁也。”
（二五）复归例皆时（《公羊解诂》僖公二十八年）
△《公羊解诂》襄公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卫宁喜弑其君剽。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日者，起宁氏复纳之，故出入同文也。宁喜弑君而卫侯归，则宁氏纳之明矣。以归、出奔俱日，知出纳之者同。”
（二六）失礼鬼神例日（《公羊解诂》隐公五年）
△《公羊解诂》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官。初献六羽。）此不日者，嫌独考宫以非礼书，故从末言初可知。”
（二七）失礼宗庙例时（《公羊解诂》庄公二十三年）
△《公羊解诂》庄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月者，功重于丹楹。”
（二八）搜例时（《公羊解诂》桓公六年）
△《公羊解诂》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阅。）此日者，桓既无文德，又忽望武备，故尤危录。”
（二九）狩例时（《公羊解诂》桓公四年）
△《公羊解诂》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此月者，讥不时也。”
（三○）求例时（《公羊解诂》桓公十五年）
△《公羊解诂》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此月者，桓行恶，不能诛，反从求之，故独月。”
（三一）救例时（《公羊解诂》庄公六年）
△《公羊解诂》庄公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卫。）此月者，嫌实微者，故加录之，以起实贵子突。”
何休往往假日月褒贬之义遍注《公羊》，以上不过列举正例例目、变例例证凡三十一类，何注例目及随义而发之例，尚不止于此，然取与《公羊传》日月之例相较，足见其言例愈广；其所褒贬者，或藉以发挥“《春秋》上刺王公，下讥卿大夫，而逮士庶人”之义（《公羊解诂》，卷1，页21），或藉以明善善恶恶之旨，或托之以申尊王攘夷大义，或托之以阐礼义，释义更细，且有以阴阳观念附于日月之间也。其例目增多之原因，窃以为，盖有三端：
其一，《公羊解诂·序》云：“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胡毋生《条例》内容虽不可得见，惟可能隐括有时月日义例在内。
其二，《公羊解诂》引“或说”之例有三，皆假时日而言褒贬之义：
△《公羊解诂》成公十八年：“十有二月，仲孙蔑会晋侯、宋公、卫侯、邾娄子、齐崔抒同盟于虚打。”《公羊解诂》曰：“不日者，时欲行义，为宋诛鱼石，故善而为信辞。或丧盟略。”
△《公羊传》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录乎内也。”《公羊解诂》曰：“内事详录，善得五日变礼。或说危不得以逾年正月即位，故日。”
△《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公羊解诂》曰：“去冬者，是岁盖孔子由大司寇摄相事……齐惧，北面事鲁，馈女乐以间之，定公听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当坐淫，故贬之。……或说无冬者，坐受女乐，令圣人去冬，阴臣之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