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得意门人曾参，他以孝行见称。全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绝对化、神秘化，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烦琐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该书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封建道德规范与封建法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封建纲常都起了很大作用。训释语言文字的工具书——《尔雅》《尔雅》是中国古代为消除语言文字时空限制，统一古代和当代各地语言文字，使语言文字趋于系统化，而又能正确、规范地训释古书词语意义的一本工具书。它是孔子及后学所著，是中国古代重要经典十三经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以训释词语为主的词语文字的重要文献。作为书面语言，其规范的准则应该是当时社会能普遍接受的书面语言，《尔雅》成书时代的规范书面语言是“雅言”，即“五经”、“六艺”中的通语。为此，《论语述而》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安国作注说：“雅言，正言也。”郑玄进一步解释说：“读先王典法，必正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礼不通，故言执。”由此可以看出，以“雅言”来“正言”的《尔雅》，正是以经典中的规范书面语，作为规范社会语言文字的标准来编写的。从《尔雅》全书的内容来看，有的是解释经传文字的，有的是解释先秦子书的，其中还间杂有称说战国秦汉间地理名称的。它在训释古代词语时，大致按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而编纂，但在训释某些词义时，出现了把某些同义词或类义词收在一起而产生的不必要的重复现象；有的内容又出现了前后矛盾或体例不一的现象；在引用古书时也有出自不同时代、不同学者之手的瑕疵。从这些方面可见《尔雅》一书的作者确非一人，而是有几个时代的许多文人学土编纂增益，后又经东汉以后至东晋初郭璞注《尔雅》，才告完成。尽管《尔雅》是一部自秦以来最为重要的古代语言论著，但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正确、规范地训释古书词语，更在于它客观、真实地保存了古代社会制度、天文、历法等资料，并且为后人编纂辞书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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