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大约五岁左右入塾，记得当时曾举行“仪式”，如向塾师，向文星像行叩头拜见礼等，现在似乎还能记得当时有一种肃穆的氛围，一种令儿童感到陌生、奇异而生敬畏之情的氛围。
老师用丹砂笔在《孝经》上断句——先是一字一字地念，随后才是句读：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
《孝经》以后，才依次授《论语》、《孟子》，随后授《诗经》、《千家诗》等书。日课若干段，及晚，放学之前，必须立于文星像前背诵每日之所课。这当然十分乏味，对于儿童来说，甚至是一种受罪。我在塾时间大约四至五年，学毕全部四书以及朱熹集注，旁及上面已提及的《千家诗》以及《千家诗》等。在塾日子渐长，朦朦胧胧间，潜移默化，感受到我国语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美，我国古典文学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二在私塾里，初步得到一些文学知识和技巧。例如读《千家诗》以及《笠翁对韵》时，我们还曾每日学做“对仗”（有老师出上联，学童对下联）；又例如：我记得当时所读的《千家诗》是《绘图千家诗注释》，本地（家乡莆田）油印本，此本明明写上“信州谢枋得叠山选”，塾师却告诉我：“这是乡先贤刘克庄所选的！”由此，却使我懂得，故乡也出现过像《千家诗》所选上的程颢、朱熹、苏轼、王安石等大诗人。塾师的教学方式，完全是“注入”式的，极端强调“背诵”。但在我看来，对于事物的看法，的的确确需要认真分析。我觉得幼童长于记忆，有一些词章，可否适当让他们记诵？我现在所能背诵的若干诗词，十之八九为儿童时所诵。这些诗文辞章，幼时不甚了了，及长，会逐渐领会其中的含意以至境界、韵味的，会逐渐憬悟其中的神髓的。顺便在这里谈一个看法。旧时代的启蒙书籍，如《千家诗》、《幼学琼林》乃至上举的《笠翁对韵》，都押韵，文字的节奏感极强，故读之能朗朗上口，易于记忆。如《笠翁对韵》的《一东·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这类启蒙读物，委实自有可取之处。三我大约十岁左右入当时所谓“新式”的“学堂”（莆田砺青小学）读书。那已经是大革命（一九二八年左右）时代了。而且，在我的家乡，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学人出洋留学了。可是，当时在社会的某些角落里，在某些家庭中间，尚有若干人士（我估计不出来有多少）相信“科举时代”（像清朝那样）可能会“重来”，所以还得入“旧式”的“私塾”，读四书、五经，以期有朝一日可以“应制”。这情况看来不免“荒唐”，但时至二十年代末叶，还有这种“暗流”存在，至少在我的家乡确实如此。我似乎相信“新学”，所以一直要求母亲让我离开私塾，上“新式”的“学堂”读书。
上小学后，我开始接触“白话文”，而且开始读了像《儿童世界》乃至《少年》，甚至《学生杂志》等期刊。由于我当时的“作文”，老师批评有“半文不白”之弊（例如，我的作文曾出现“牛力大，善耕田，善拉车”之类的句子等等，虽然没有文理不通的问题，但“格调”与“白话文”格格不入），所以我在课外除朗读期刊外，还拼命地阅读白话文写的文章——实际上就是新文学作品。这样，有几年的时间，我几乎与文言文——实际上就是古典文学“疏远”了。
四不过话说回来。我似乎记得清楚：当我在小学快毕业时，一个暑假的清晨，我听见比我只大二、三岁的一位堂叔（他已进入初中读书了），在他的“厅堂”里诵读刘禹锡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我谛听着，并不完全懂得文意；但从音乐般传达出来的一种语言节奏感和从声调中隐隐体现的一种情感的自豪自足感，似乎能深入到我的幼小的心灵中去……
我又去找这类文章来读。我开始接触到《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之类的书籍，生吞活剥地独自翻阅。
五
随后我进入中学。这是莆田初级中学，其前身为濯英学院（后来又改为莆田第一中学），是家乡历史悠久、最受敬重的一所中学，师资优良，藏书丰富。这时，我开始一方面在课堂上比较正规地、比较有系统第被课以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名篇，同时被课以自周代以后的我国古典文学（主要是散文和诗词）名篇。不知怎的，我在不知不觉之间感到新文学创作与我国古典文学之间有一种血缘关系。譬如，在初中一年级时，我就感受到沈尹默的《生机》（语文教科书中选了这篇散文诗）与我国的词（例如李后主的作品）有某种血缘关系。在初中三年时间内，我几乎是饥不择食地既阅读鲁迅、冰心等地作品，同时也胡乱地借阅《庄子》（因为当时在课本上已选了《秋水》、《史记》、《欧阳文忠集》等，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多半靠着词典和注释，囫囵吞枣地装进自己的脑袋瓜里，日积月累，多少能吸收一丁点营养。在初中时代，同样是先从课本里接触外国的名篇，例如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两渔夫》以及屠格涅夫的《海上》（散文诗）等，从而也从课外的读物（报纸副刊、周刊以及单行本）中开始接触了英、法、俄以至美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顺便说一句，我还记得在初中时，我已开始接触到马雅可夫斯基了（当时他的“自杀”消息在我国文学期刊上刊登出来，并介绍了他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我读高中时，我又在《现代》等期刊上开始接触像叶芝、HD果尔蒙、阿左林等现代派作家、诗人的作品，并读得津津有味。当然，这时候，我还同时读到《毁灭》、）铁流》、《士敏土》等苏联现代作品。
以上，我“跑马”式地“概述”了自己在青少年时代不止接触中外古典文学，也已开始接触外国现代派作品的情况。当时，我似乎有这么一点“领悟”：我国古典文学行文简洁、传神，写意，有的作品写得十分洒脱，而外国作品一般说来，行文较细腻，特别重要的是，行文、立意似乎不太受拘束，而阿左林、果尔蒙等地作品，就像我国的李商隐、苏东坡、柳宗元一样，读了他们的几篇作品以后，如果再读到他们的作品，即使不署名多少也能猜出是何人之作。——这用现在的“术语”来说，便是艺术个性十分鲜明。
六看来，我对中外古典文学以及现代文学的看法，大概在年轻时已“固定”下来了。直到现在读文选作品，大体选其与自己“性之所近”而加以研读。我一直没有系统地阅读中外古典文学作品。到了晚年，我开始写自然、朴素、亲切的作品。
古典文学当然包括《三国演义》等作品。但我读此类书（包括《红楼梦》等，也包括外国的小说作品）并不认真。似乎只有一部《西游记》，一部《堂吉诃德》能使我喜欢。其他小说（哪怕是名著）对我很少有什么“吸引力”。
（选自江苏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学知识》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