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斗艳，思潮起伏。最终，儒家学派脱颖而出，成为此后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1.先秦时期:百花齐放的中国思想文化在葛禄博看来，若想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减少对中华民族的误解，首先需要领会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间的联系。
孔子处在中国文学的核心位置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介绍须以孔子为起点。
葛禄博用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全面介绍了中国古典文化，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孔子的思想熔铸在中国民族精神里，塑造着中国古典文学。
尽管孔子并不是全部经典的创作者，但在他修编经典、整理古籍的过程中，为这些书籍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使这些文本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
换言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随处可见孔子的身影，每一部中国经典都与孔子本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随着儒家经典地位的不断攀升，孔子也得到民众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崇拜，最终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
葛禄博深刻地认识到孔子与中国文化间如影随形般的联系,并尝试以孔子生平为切入点，探究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塑造作用。
随后，葛氏引用了《论语》第十章中关于孔子言行举止、性格爱好的部分内容，详细地叙述了孔子的个人经历。
但从对孔子生平的挖掘中，葛氏并无所获，他发现孔子一生都未获得任何实际性的、巨大的成功，其生命中也未出现任何值得称道的、富有戏剧性的转折点。
此后，葛氏介绍了以四书五经为首的儒家经典,并以孔子为节点，依次介绍了孔子之前、与孔子同时代及孔子之后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们，重点介绍了管仲、孙子、司马迁、班固等大家的生平事迹。
在阐述早期儒家思想时，作者以孟子、杨朱、墨翟三人的论战为代表，回顾了儒家学说在诞生之初的几个世纪里的发展。
葛氏进而梳理了儒家经书的发展历史，五经后又将《春秋》分为三至九经，7世纪时加之《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组成十三经。
如今，四书五经的分类成为共识，对此葛氏评价道:“
就内容来看，四书和五经的区别很明显，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统一纽带只是它们与孔子的关系一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总之都是围绕着孔子为中心”。
但儒家内部的思想争论基本上都是只针对具有道德和政治人格双重身份的人，超出感性认识范围之外的问题，如思维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存在的起源与目标等，几乎都被忽略了。
因而，葛氏认为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困在了保守、守旧的圈子里。
在葛禄博对孔子生平的详尽叙写中，体现了《中国文学史》不同于其他著作的一大亮点:葛禄博引用并翻译了诸多有关孔子的中文原典，列举了大量四书五经中的原文。
葛氏极为看重原文的重要性，将流畅通俗的译文作为阐释论证的辅助，生动形象地向德国读者展现了孔子的性格特征。
与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给予了读者直观且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加深了德国读者对儒家学说的了解与认识。
相较儒家,葛氏对其他学派着墨不多。葛氏对道家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他大段引用并翻译《史记》中关于老子生平和思想理论的记载。
“道”在道家思想中是天地之始，“道”是永恒的，是所有存在的来源与最终目的。然而，在葛氏看来，道家是造成中国文化悲剧的另一源头。
老子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几个世纪后沦为混乱的神秘学，甚至演变成了近乎疯狂的迷信,这些迷信与无稽之谈被冠之以“风水”的名号成为一门学问一“风水学”。
与孔子同时期的其他学派，葛禄博虽认为他们同样是中国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优秀思想家。
但随着儒家学说成为正统思想，其光芒终被儒家所掩盖，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春秋战国时期最终落幕。
从繁荣的诸子百家争鸣沦为单一信仰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壮烈的斗争，也是最深刻的悲剧。
自汉朝开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经典备受推崇，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煊赫的存在，导致了非儒家学说逐渐无人问津，直至最终失传。
非儒家学说的消失，除了与儒家学说的一家独大有关外，葛禄博还提到另外两个客观因素:繁琐、落后的书写工具限制了中国早期文学的创作与传播;
秦始皇焚书之举使自古留存在国家档案馆中的书籍因此被焚毁，极大的破坏了先秦文学的传承。
与其他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不同，葛禄博将屈原与楚辞单设一章，篇幅不长，在他看来却有着“诗艺复兴”的重要意义。
公元前7世纪，是《诗经》中有所记录的最后时期，然而后来连续不断的战争中断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四百年后，《离骚》的出现意味着诗歌艺术的复苏,屈原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仅次于唐代李杜等伟大诗人之后最具盛名的诗人。
在这一章里，葛禄博关于中西不同诗歌审美标准作了对比论述，体现了葛氏已初步具备比较文学视野。葛禄博以《离骚》为例，探讨了中国诗歌在中西读者间的温度差。
中式诗歌审美讲究含蓄内敛，不喜直白的情感抒发和白描般的最象描写，而西式审美则青睐以自然生动的方式传达情景与心境的感受。
中国诗人通过寄情于景、以景托志的手法巧妙地运用暗示，道出弦外之音,给人一种留白之美这种暗示越是巧妙、隐蔽，给读者带来的想象与回味的艺术享受就越淋滴尽致。
这种迂回的表达方式显然加大了西方读者理解中国诗歌的难度。
在葛氏看来，《离骚》混乱的结构形式，生搬硬套的素材编排,矫揉造作的表达方式以及晦涩难懂的比喻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读者的观感。
不过，葛禄博仍对《离骚》的文学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离骚》兼具了深沉严肃的道德探讨与飘逸绚丽的想象，诗意盎然。
同时，《离骚》中大量的历史典故、象征性的比喻以及种种生僻的表达和用词，充分体现了屈原的博学与独一无二的艺术审美。
结言随后，葛禄博援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佐证其观点，并简明地介绍了“承袭屈赋”的宋玉、景差、贾谊、庄忌与淮南子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