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讲了印度佛教被印度教取代，在印度灭亡。但佛教在公元前后开始由印度向北方和东方经过陆地和南洋传入中国，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佛教在中国却获得了辉煌的发展。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是传入的时间，一般的说法有两种，第一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第二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为何有两种说法，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他们根据《三国志卷三十倭人传》后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戒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这时记载了西汉哀帝时大月氏使伊存来中国口授佛经，但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证据有二，一是认为《魏略》是传说，不足为信；二是他们考证大月氏君主于西汉哀帝尚未信佛，派人来中原传经也不足信。个中真伪，我们无需深究，只要知道就行了。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据《魏书释老志》：“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羣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写浮屠遗范。”说的是明帝派人出使古印度描摹浮屠遗像。另有“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后汉纪后汉孝明皇帝纪下卷第十》）说的是明帝遣使天竺问其道术。“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讲的是中国开始有人信奉佛法。在《资治通鉴第四十五卷》说得较为详尽：汉纪三十七汉明帝永平八年丙子，募死罪系囚诣度辽营，有罪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黄缣、白纨诣国相曰：“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从以上我们可以知道，虽然第二种说法有史实证明，但佛教文化早在永平十年之前就已经进入中国，只不过开始有佛经和佛徒应该是第二种说法较为准确，加之有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的建立更加印证了第二种的说法。我们再检索一下白马寺的来历，据《魏书》载，永平八年，蔡、秦等人踏上天竺的征途。在大月氏国，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永平十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鸿胪寺”暂住。永平十一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了解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以后，我们来看看佛教是经过怎样的路径进入到中国的。佛教传入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陆路，由中亚传入新疆（古西域地），再深入内地；一条是海路，由现在的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进入广州（古南越地）或东部沿海。这样经过时间的浸淫，人们渐渐认可和接受了佛教，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佛教与当时中国的主流儒家文化是有一定冲突的，比如说剃度，比如说禁欲，比如说离俗等，它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抵触的。《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与剃度冲突；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与禁欲相冲突；而离俗就与孟子所说的“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和“不能事君”的不忠不孝思想相冲突，那佛教进入中国后是怎样一步步让人认可并接受的呢？想要知道佛教在中国站住脚跟，并逐渐影响了万千大众，请看下章《佛教文化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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