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西方文化外，没有外来文化比佛教对中国影响更深远的了。虽然西方文化在这一二百年间在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就悠久性、融和性来讲，这种影响力相较于佛教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是这样深远，为何佛教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就成了相当重要的问题。所谓生根发展就如一种子落入异地发芽成长，它会随异地的气候、土壤而变化，佛教在历经中国化的过程也开出了适合中国民族的果实，成了独特的宗教型态。此论题将在中国文化独有的精神、中国文化与佛教性格的相同处、历史因素、佛教中国化的成功之道、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优势等面向分析论题。中国文化独有的精神讨论「为何佛教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可先讨论中国文化有何独有的精神特别做就了中国吸收外来文化和佛教。根据学者韦政通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中国文化的涵摄性极强，到了一个程度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文化中的涵摄性是用来解释两种以上文化接触时，所发生的吸收和合拼的过程，同于社会学中所说的同化。中国文化在吸纳其他文化时却仍始终保留了自创的文化]，这可解释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发展。这种涵摄性的原因可追溯到中国人的思想。尽管在事实上，中国文化也有排斥佛教的史例，如宋明理学家的辟佛、老，「三武之祸」等。但始终「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中国士人的理想信念，兼容并蓄、总贯百家是对有学问的人的赞辞，这些思想形成了士人的宽容性。这种宽容性就使中国在没有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吸纳外来文化，而佛教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展也当归功于这独有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与佛教性格的相同处中国文化的性格与佛教性格大有相同之处也实为佛教所以在中国生根发展的原因。其一，中国文化中「人而神」的独有宗教概念而佛教精神不相违。佛教中虽无明显的神的观念，佛也只是觉悟者。但在大部分佛教徒心目中，佛的地位与神是无异的。而且，神与佛同为超越者，在宗教概念的层面仍可相较。「人而神」是指人能透过自身的「努力」而成超越者。可以说，就心性理论而言，儒家思想与佛教同主张靠自力解决人生问题，这体现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精神是相合的。其二，中国文化中祟尚和平的精神和佛教重和平的精神相合。从中国鲜有向外战争，和中国思想多提倡和平可见中国是崇尚和平的民族。提倡和平的中国思想不胜枚举，如儒家的讲王道、反霸道、墨子的兼爱非攻等。佛教戒杀生、以慈悲为怀，实与中国文化重和平的精神相合，使佛教深得大众、士人的认同。佛教的和平性格也使之较少排他性，避免了与中国文化融合时可能发生的冲突。历史因素要言佛教之能在中国发展，宜先追溯佛教的传播期的历史背景。若对文献加以考察，佛教在前汉末期已传入中国。佛教虽早在前汉末期已传入中国，但中国佛教的巩固基础则待后汉末叶汉译的佛典而后有，由始可见汉译佛典的出现是佛教之能于中国传播的契机。这必归功于翻译佛典的僧人，著名的有安西高及支娄迦谶两人，他们都是在桓帝之时到中国的僧人。既然中国佛教的巩固基础则待后汉末叶汉译的佛典而后有，把后汉之末至魏晋时期视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期是可以的。那么在后汉之末至魏晋时期发生了甚么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并为中国人所接受呢？一个外来宗教要为别的民族所接受必要在该文化找到相应之处始能成功，佛教也自然先要在中国人的思想与信仰中找到共通点作为媒介。当时乐于隐逸生活的道家、提倡长生不化及神仙方术的道教非常风行。中国人在近乎误解的印象中把穿着奇装异服、对佛像烧香礼拜、诵持非汉语的经典的沙门比作方士之类。对于佛教僧侣的舍弃世俗的生活方式，大众也与道家的隐逸生活找到相应之处。东汉末年的历史实况也为佛教传播带来极大的优势。东汉末年以后数百年，中国一直未脱离衰乱的局面，天灾、战争几乎未曾止息，又再加上如猛虎般的暴政，百姓历经痛苦，以苦为人生主调的佛教思想也就比太平盛世时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佛教那套了脱生死之苦的教义也就不难受到广大的欢迎了。东汉以后的学术氛围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魏晋之时，由于政治的黑暗，知识分子都倾向于空谈，逃避现实。在这情况下，玄学在学术上空前流行。佛教也有它一套玄学，概念丰富、论辩精妙、组织严密，自然吸引了一大群知识分子。佛教也就打入知识阶层，佛教徒中也就有了一流的知识分子。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有很强烈的政治因素，这里主要是指帝王信奉佛教带来的影响。如佛教初入中国，汉明帝即为建白马寺，桓帝更建寺于宫中。南北朝的帝王几乎全都信佛教。隋唐至清，信佛的帝王仍有很多。以中国崇尚和平的民族性，历史上鲜有强迫人民信奉某教的宗教逼迫，但帝王笃信某教带来全国风从的感染力是绝不可忽略的。佛教中国化的成功之道佛教之能于中国生根发展不是指印度佛教原本的单纯的移植到中国，而是经过与中国固有的文化融和，发展出中国佛教独有的性格。若同意外来宗教的传播或多或少需经本土化的阶段，探讨本土化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也就颇能解释佛教何以能在中国生根发展。这种本土化以冯友兰的说法是「佛学本为印度之产物，但中国人讲之，多将其加入中国人思想之倾向，以使成为中国的佛学」他进一步指中国佛学家就这些思想倾向发挥，就成好天台、华严、禅诸新宗派，盛行于隋唐。从钱穆的评论可见这中国化的佛学对中国思想史的影响：「严格言之，南北朝隋唐，只是一佛学时代。除了佛学，在思想史上更不值得有多说的。」佛教之所以能成功的中国化有以下原因：其一，是中国思想本质上极富调和融会统一集大成之精神。这点和如前所述的涵摄性颇有相似，但这里言中国思想讲兼收并蓄外，也重把不同的思想统一起来。其二，是中国思想重化不重变，这体现了中国思想是长于综合，如天台判教理论。判教理论除了可作为中国思想长于综合的理据外，也实在是一套有助于把不同理论、宗派、意见综合的方法论。绝对有助于把外来思想本土化。中国佛教也不时面对排佛主张的挑战，幸好佛教也有其因应之道。例如传统儒家挑战佛教有违孝道。佛教徒一方面加紧翻译有言孝的佛经，一方面更假托释迦佛的名义，伪撰出一批既合乎儒家伦理，又不违背佛教戒律的「孝经」。佛教能补中国文化的不足佛教与中国文化有相合处固然是两者融和的原因，但如佛教具有中国文化所缺欠的优良要素，很自然这会吸引中国文化去保留佛教。佛教的思辩技巧与心性理论，可补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中国本土宗教鲜少有规模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尤其缺乏非以家庭为本位的横向团结，这也可补本土宗教欠缺规模、组织的缺陷。佛教宗派多元化的发展佛教之于中国，有一些颇有特色的发展也足以成为优势。例如佛教在中国曾发展出十个宗派，这足以使不同阶层、信念略有不同的人都可在不同宗派中得到满足。这可视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至于这些宗派的林立，一方面可归因中国人的宽容性，一方面可归因于判教理论对各宗派理论之综合，避免了中国人视各宗派之为互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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