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拙字迹的诉说,敦煌学郎对诗歌传播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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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写本和藏经洞窟中,出现了许多学郎题记。这些学郎题记抄写在佛经、变文、蒙书、儒家经典、和一些书仪中,透漏出一些细微的信息,题记的存在仿佛诉说着千年前人类文化传播的某种可能性和特点。人类文明和文化就是在这些学郎们稚拙的字迹中传播开的。虽然敦煌学郎题记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是针对敦煌学郎题记的研究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李正宇于年在《敦煌学辑刊》上发表《敦煌学郎题记辑注》,首次对敦煌各处发现的学郎题记进行收集整理。徐俊于年在《文献》上发表《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对学郎的身份进行考订,是首篇专门研究学郎具体情况的论文。进入二十世纪后,柴剑虹先生有《敦煌学郎诗抄与唐五代诗歌的传播》,最先注意到学郎和诗歌传播的关系。本文在这三位学界前辈的研究基础上,对敦煌写本出现的学郎题记重新进行梳理,意在挖掘学郎和敦煌地区文化传播的某种关系。敦煌地区的学郎按照唐律,入学年纪应在七岁左右。学郎最大年纪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在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学郎翟奉达已经有二十岁。从学郎题写在各处的字迹来看,少有书法精湛者。陈祚龙提到敦煌的写手学习写书法一般有三种途径。始涂鸦练笔画;继临摹范本,考究字形;后凭个人才智,发展书学。陈氏此观点结合敦煌写本大致不谬,在写本中确实发现了许多涂鸦练笔和临摹字帖,这也是中国古代民间书法学习的范式。检阅敦煌文献中出现学郎题记的写本,会发现大多数学郎的字迹稚拙,书法能算得上上乘的极少。且根据李正宇先生统计的学郎题记辑注中,学郎题记和道教经典抄写在一起的未见一例。且和佛经抄写在一起的也寥寥无几。敦煌文献五万卷,大约近九成为佛教类文书。在正规的写经文中,没有见到学郎的留款,而隋唐写经制度抄写人,校对人均在卷后记载。佛教经典一般都是书法具有一定水平的抄经生来完成。即使个别佛教经文中出现学郎的题记,也纯粹是个人积累功德的抄录。学郎不是敦煌文献中佛教典籍的主要抄写者。根据李正宇先生的统计,在敦煌写卷中所见的一百多条学郎题记,基本上都是抄写儒家经典《论语》《尚书》《毛诗笺》《孝经》和诗赋、蒙书、书仪、类书和变文故事等,这说明学郎抄写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学校学习内容,所谓儒教经典、类书、书仪、蒙书;一类为世俗文书,所谓占卜、变文、方技和一些诗赋。诗赋类文书中可能有一大部分是学校学习内容,所以也会作为学习内容抄写。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出现学郎题记的《论语》类大约有16卷;《孝经》6卷;《毛诗》2卷;《古文尚书》1卷;《捉季布传文》3卷;《茶酒论》2卷;《碎金诗》和《训女文》1卷等等。学郎题记大量出现在这些文书中,说明敦煌诗歌写本极有可能被学郎抄写流传。P.卷正面抄写《论语集解·先进篇》,卷背抄写有初唐诗11首;P.卷正面抄写《古文尚书》之《落诰》第十五到《蔡仲之命》第十九,背面抄写《燕歌行》《古贤集》等37首唐诗词;P.卷正面为《汉书》残卷,背面为《咏月》诗6首;1P.、P.、S.抄有《论语集解》残卷,旁边抄写有屈同仙《燕歌行》等唐诗;P.、S.、P.卷正面抄写有十六行《毛诗笺》之《杕杜》《鱼丽》《南陔》,背后抄写17首唐诗。另外Дⅹ.正面抄写有南朝诗人吴均的诗歌,背面抄写《礼记·曲礼上》。儒家经典和诗歌抄在一个卷子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因此推测,这样的写卷多数可能是流传于敦煌地区各类学校中的抄本。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笔者认为仍然是以中原唐王朝的教育模式为主,所以,敦煌地区出现了非常多的儒家经典和类书类的文书。诗歌写本也和这些写卷杂抄在一起。他们在学校中传授给儿童、学郎,又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学郎流传到社会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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