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书是一件雅事，也是一件平常事，在好书之人那里，读书与穿衣吃饭等同，皆是人生不可或缺之务。历史上不同的人读书有不同的特点，有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洒脱，亦有陶弘景“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的谨严。近代的中国学人里，颇不乏读书种子，黄侃就是其中翘楚。
??黄侃字季刚，在音韵、训诂、文字和词章之学上皆可称一代宗师，他性格的狂放，在近代学林掌故中很有名声，时人即有“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之评。若抛开掌故八卦，走入黄侃的日常生活中去，大可发现其人读书精勤严恪，极为用功。他书香世界中所展现的读书旨趣与方法，上承传统，下开新风，在世界读书日之际重温，可为今人读书作借鉴。
读书应“择要”
??黄侃是个天分很高的人，他四岁时跟从江瀚学习，据说“初授《论语》，每次才四五句，方一上口，即能背诵”。他曾随父亲游览成都的武侯祠，马上能记下祠壁内悬挂的楹联，在父亲指点下读经，他亦能日读千言，被称作“圣童”。在二十五岁左右，他的学问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章太炎在是年曾称他所收弟子中，有成就可言的唯有三人，一是黄侃，二是钱玄同，三是朱希祖。在这三人里，黄侃与钱玄同都精通小学，而黄侃尤为擅长音韵、文辞之学。从黄侃《国故论衡赞》《在日本移汉学社书》等作品中，也能看到此时黄侃学问的旨趣与规模。
??年，章太炎与马良、梁启超等人发起“函夏考文苑”，囊括了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而二十七岁的黄侃即以小学、文辞列名其中，可见时人对他学问的肯定。至二十八岁时，黄侃已提出古声十九类、古韵二十八部说，并开始撰写《音略》，前者是音韵学上划时代的创见，而后者亦是黄侃音韵学说的重要著作；次年9月，黄侃即应聘执掌北京大学教席，主讲文字、词章之学以及中国文学史。由这样的进境来看，黄侃确实天赋过人。
??但黄侃之所以年纪轻轻即有如此学问，并不完全因为天分高，也在于他读书善于挑选，把握经典。在读书上，他主张“博而能约”，以精读数部经典作为自己的治学之基。黄侃曾有语云：“博览旁征，必先有其基。”他用功最深的几部书，是十三经、《说文解字》《广韵》《昭明文选》《汉书》和《新唐书》。在日记中，他曾自述云：
??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
??对这几部书，他反复圈点涵泳，其中《说文》《广韵》和《尔雅》是他阅读最勤的书，圈点“殆不能计遍数”，他的学问亦正是以这三部书所代表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见长。这是一种“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就是在浩渺书山中，寻得自己所喜爱与擅长的领域，便扎根下来，以此作为根据地，再向四围扩散。
??黄侃对应当精读的典籍，是非常熟稔的，据他的学生武酉山回忆，有一次中山大学的一个人问黄侃一个典故，黄侃云出自《汉书》，并随口背诵了一大段，武酉山颇为惊讶，说先生如何背得这么多《汉书》？黄侃回答道：“《汉书》不能背，还教什么书呢？”此语听来倨傲，却是自信的体现。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其《我的留学记》里，亦曾记载他面见黄侃的一则轶事。吉川幸次郎在中国留学时，对《经典释文》一书中《谷梁传》部分有疑惑，他在北京大学问过不少先生，都未得确解。当他到南京拜访黄侃时，初见面便问起这个问题，黄侃马上就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黄侃未翻原书就解决了吉川幸次郎积蓄已久的疑惑，令后者佩服不已。在与黄侃进一步交流后，吉川幸次郎不禁感叹：“这人才是真正认真读书的人！”
??读书而“择要”，可以事半功倍，黄侃对自己的老师刘师培的学问十分敬佩，而刘师培即是民国时期年少成名的俊杰。黄侃曾云：“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亦得择要之法。”就是此意。刘师培正因为读书能择其要，故三十五即学成，比之于皓首穷经而不得其法的人，所得要更迅捷而远大得多。
??黄侃读书择要而熟读的法门，其实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守之有素的风习。曾国藩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意谓古今著述宏多，就像长江大河中滔滔不绝的流水，一个人要想尽数喝干，那只是天方夜谭，所以必须守约，择取重要的部分熟读精思。他还举了韩愈的例子，说韩愈作为千古大儒，平生所服膺熟读的也就寥寥几种书而已。读书既然有所选择，那么对所选择的重要典籍，就切须精熟。朱熹云“读书不贵多，只贵熟”。又说：“读十通，与读一通时终别。读百通，与读十通终自不同。”这是说读书贵熟之义。从这些先哲嘉言中，我们正可以看出黄侃读书“择要”的文化渊源。
??读书须择要而精熟，而在读的过程中，又不能杂览旁收，分散精力，尤其是很多大部头的书籍，是需要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来阅读的。《论语》记载子路，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即是说子路获得了一些知识后，如果未能透彻消化运用，便绝不贪多务得。黄侃在日记里曾记载自己读《清史稿》事云：“自后当以全力治《清史》，《清史》未毕，万万勿读他书。予年来每每兼点两书，此最误事。《韩非子》曰：‘数变业者无成功。’戒之哉！”即是此意。
??黄侃对基本典籍的精熟，用功的刻苦，也得到很多同时代学者的肯定。他在北大本属于守旧派，对提倡白话文学的胡适、钱玄同，皆不假辞色，甚至嗤之以鼻，双方壁垒森严，但是他的学问，却也很让胡、钱等人钦佩。胡适曾经评论学者林损说：“公铎（林损）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骂人，不用功，怎么会给人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黄季刚，他们天分高，他们是很用功的啊。”可见胡适对黄侃的用功有很深的印象。
??同样致力古典学问的张舜徽，在自己的日记中也曾与骆鸿凯评论过黄侃，他说：“黄氏以聪明睿智之资，而治群经小学极其勤苦，读书无一字跳脱，此所谓守之以愚者也，故所诣独有千古。”
??天分高，却不滥用，选定自己的方向，便孜孜不倦地耕耘，这便是张舜徽称许黄侃“守之以愚”的精神。
广购书以备读
??黄侃对精读的书选择甚严，用功甚深，但他又绝非故步自封、拘守一隅的浅陋之人，在精读之外，他有不少泛览之书，这从他购书之广中亦可看出。爱书之人往往喜购书，一册在手，笔墨精好，摩挲不忍释，是书斋中一大乐事。黄侃购书并非如普通藏书者只为装点门面而已，他所购的多是对自己学问有用之书，只要有用，即使书价甚贵，黄侃也不惜解囊。徐有富曾在其《黄侃读书法管窥》一文之“得钱随分付书坊”中谈及此点。
??如黄侃曾节约日用，花了四年时间购齐《四部丛刊》，这令他高兴不已，虽然购书的价格不在小数，但他依然“夜以名酒庆之”——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因为购齐这套好书而“开香槟”庆祝，可见他的爱书之诚。还有一次，他购得新出影印《四库全书》中的《旧五代史》，觉得“印既精工，纸复絜致，与原本无异，真好书也”，于是“执玩反复，喜不自胜”。黄侃在日记中记载，自己于短短三年中，为购书就几乎花去了八千元，这在民国时期，是很令人咋舌的数目了，为此他解释道：
??寒士为此，宁非甚痴？但愿于学略有成就，而我子孙亦稍能诵读爱惜之。然架上宜有之书，所缺尚不尟，后此当思时时买之。
??所谓“架上宜有之书”，便是黄侃认为于学问有益之书，他又曾云：“书之要者，亦非一旦可备，若讲求版本，乃藏书家之事，我辈但求读书而已。”道出了他购书以备读的志趣，这与只知蒐讨各种秘籍珍本以充插架的人是有云泥之别的。由于是为了有益于学问，所以黄侃的购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为自己的兴趣所限，只要书有用即购入，这样便避免自己变得狭隘；二是系统性地购书，求全求备。他若想了解研究某一领域的知识，便先列出该领域相关书籍之目录，然后按图索骥，大量购买，依次阅读，这样对一门学问的了解方能深入透彻，而不是浅尝辄止。
??他对金石甲骨相关书籍的蒐购，亦可以看出他广购书以备读的特色。黄侃的学问本来并不在金石甲骨之学上，他提倡读常见书，对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