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日两国正式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标志着中日两国正式建交之始，年正式交换生效，从此两国人士的交往便有所依凭，这便是年竹添进一郎从北京游历巴蜀的时代背景。竹添自幼习中国古代经典，四岁诵《孝经》、五岁学《论语》、七岁读《资治通鉴》，及长更是遍读中国古代典籍，博览群书，了然无胸。作为中国人，我们看他每到一地，熟练地参引古代典籍，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等书，便会感到一点惭愧。他刊行《栈云峡雨日记》时能请到著名学者俞樾、彼时重臣李鸿章作序，非只是浪得虚名之借重。
▲与竹添进一郎有诸多交流的晚清著名学者俞樾
竹添进一郎虽然是名学者，但其职业却曾是驻朝鲜与中国的外交官，与各类名流颇有往还。年竹添进一郎随日本驻中国公使至中国，年1月抵北京，甫一到任，就因使馆精简工作人员，而失去工作，他便趁机与另一位日人津田君亮相约同游巴蜀。对于巴蜀，虽然他熟读陆游的《入蜀记》与范成大的《吴船录》，也终究是纸面得来，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研究。很巧的是，他在北京日本使馆数月期间，常常听人说起巴蜀之雄奇壮丽，引发了作为壮年的他之游兴。“余从森公使航清国，驻北京公馆者数月。每闻客自蜀中来，谈其山水风土，神飞魂驰，不能自禁。遂请于公使，与津田君亮以九年（明治九年，年）五月二日治装启行，即清光绪二年四月九日也。”（见张明杰整理、竹添进一郎著《栈云峡雨日记》、股野琢著《苇杭游记》，中华书局年版，下引如不说明，均引自本书）。从这个自序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游历四川的兴趣，除了在书本上的了解外，主要是才游历者神采飞扬的描绘。
▲俞樾致竹添进一郎的信函（局部）
外国人入巴蜀，日本人是比较晚的，究其原因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还并不是个开放的、眼光向外的国家。虽然与中国文化渊源深厚，但巴蜀地区从来不是儒学中心，不像齐鲁大地那样受到他们虔诚的朝拜，不像北京那样作为清朝首都因政治、经济的优势受到的瞩目，亦不像江南那样人文荟萃，颇得地利，出入随意且方便。外国人进入中国广大内陆腹地有诸种动力，如跋涉探险、猎奇旅行、采集动植物标本等，但没有一种动力可超过宗教传布的力量。因此当我们看到英、美、法、德诸国传教士因信仰问题频繁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引发不少事端时，日本并没有进入这些事件的中心。因为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不像西方传教士那般执著，尽管中日建交后曾有日本僧侣到中国来建佛寺，但其影响较小，远不足以与西人在中国传教引起的冲突，其影响如此深广。日本人对西人传教之认识，也并不比中国人高明多少，哪怕像竹添进一郎这样博学之人，也不例外，“府中（指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市——冉注）天主堂且二十八宇。盖二京十八省，皆建教场，法郎西国人来驻，教诱妖教，共用心可谓毒矣。”（5月12日）复次，这个时候，日本对中国尚有一定的崇敬之心，其自信及野心，还不足以远及中国内陆腹地，无论是从探险、旅行还是一定意义上的科考，都尚属鞭长莫及。故以我们的推断，竹添进一郎之入巴蜀，应该算是清代时期，日本方面有记载之首次旅行。
▲晚清画家何金寿为《栈云峡雨日记》绘的蜀江图
当年1月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到达西藏，在西藏待了不到三个月后便被驻藏大臣琦善匆匆请出西藏，由西藏入川（见古伯察所著之《中华帝国纪行》）；同年九月西班牙传士陆怀仁私入湖北，被捕遣回时，中国与日本内部则还是另一番情形。同年七月，清朝命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海防练兵。同年正月至二月，日本仁孝天皇死而孝明天皇践祚，法国船只自流球来、美国船只自浦贺来，皆请通商，不许，幕府与中国的海防边疆大臣一样奏陈外国事。中国与日本处于同样不可理喻的内耗之中，视那些带来货殖利益的商船为不祥之物，将虚骄其表、怯弱其里的民族情绪发挥到极致。年，我们故事的主角，将是第一位进入巴蜀的竹添进一郎才四岁，还在鸿蒙之中，但早慧的他已在诵读《孝经》。当他于年游历巴蜀的时候，瞬忽已过30年。年中国四川南充等县发生教案，英国怡和洋行建淞沪铁路，旋由中国收购拆毁。而日本同年遣使与中国交涉朝鲜事，不久迫使朝鲜签订修好条约，国内则制定有华族惩戒法、命元老院起草宪法、设立幼稚园。两国的情势，已大有不同。
踏入天府翠云之土
年5月2日，竹添进一郎、津田君亮，雇北京人侯志信为向导，从北京出发，历河北、河南、陕西而四川。沿途经历的名胜古迹，风土民情，气候物产，皆能征引文献，详明古今。经过50天的行走，于6月21日由川陕古道进入四川境内之筹笔驿亦即神宣驿，费时十一日，经剑阁道，抵达成都，其所花费的时间与明朝地理学家王士性所走之苍溪、阆中、盐亭、潼川、绵阳、德阳、新都大略相同。虽然两位系相隔两百多年后在同一道路上旅行，但在道路没有质的改善的情况下，正如法国著名诗人保尔·瓦雷里所说：“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乌斯．凯撒同样缓慢”。
▲剑阁蜀道上的古柏白郎摄
古蜀道危险之情状，素来为人所乐道，竹添进一郎也不例外。他在用浅白文言道出此中苦辛外，不时征引古人诗文来支持此一印象，如过神宣驿之葱岭，引杜甫的“途危石滑”来加强其闻见。观千佛岩时，他在描述佛像各异之形态后，像他一惯所斥之庙宇遍地的现实一样，“愚氓喜怪，犹可恕焉；官而诱之，何与？”（6月22日）四川人“俗素信佛，挽近则駸駸入于祆教，全省盖教会数十万云”（7月3日），“余初在成都，闻重庆有祆教之变，至则已平矣”（7月21日）。
竹添进一郎不愧深浸儒家思想的人，不语怪力乱神，很得韩愈“谏迎佛骨表”的真谛，其对佛教乃至任何宗教没有好感，可谓一脉相承。除了对宗教的排拒有些偏执外，他认为当官的如唐代利州刺史韦杭镌佛像就是不该的行为，因为这是民脂民膏，而且不符竹添进一郎比较崇尚科学的信念。竹添对中国世风颓败，沿途见生民吸食鸦片之风，多有讥评。过上亭铺亦即琅珰驿，到七曲山，见文昌庙，他对立庙以求考学，就像今日高考去烧香进佛，颇不以为然，“正学之不讲，人心之卑污，可胜叹哉！”（6月28日）他在成都见着支矶石时，竟失望而生气，“黝然淡黑，不过一顽石也。乃相传以为天上物，立祠奉之。人情喜诞，往往乃尔”（7月5至7日）。但他遇着高兴之事，也是不惜表扬之辞的，如从绵阳到罗江，“适有驱犊至者，放歌一声，响震林表，顾余而笑，岂沮溺之流欤？”（6月30日）一个放牧人无忧无虑的歌声，让他想起长沮、桀溺两位曾经规劝过孔子的隐士。
▲晚清时的剑门关选自山川早水撰写的《巴蜀旧影》一书
▲晚清时，蜀道上的朝天阁选自山川早水撰写的《巴蜀旧影》一书
6月23日宿昭化，竹添进一郎看见昭化正在修筑道路，而且发生了一路上没有发生过的“夜有盗夺衣物去”的事，可见彼时川北民贫盗滋的情形。本来前日可以从距昭化里的朝天镇坐船而下一日即至昭化，但竹添说“然大险矣”（6月21日），清末嘉陵江的水势之大及航道之险，由此不难想见。在昭化因雨受阻一日，想必于城内曾见龙门书院、费公祠等遗迹，至于祀丁建业、丁保桢之父子之丁公祠——丁建业曾任昭化县令，而丁保桢则诞生于昭化——则在其路过的三年后的才建，自是未及见。而丁保桢之督四川亦是在年的下半年，故竹添一行与丁家竟不曾发生一点关系。从昭化下来，剑门之奇，让竹添大呼过瘾，“余自得剑山，步步呼奇叫快，不觉轿中倾轧之苦也”（6月25日）。而对剑阁县城的评价则是，“山左右合，而城适当其洼，狭而卑，其势宜攻而不宜守”（6月26日），真可谓简洁而准确。如今新县城因官模官样的政绩工程，而展迁至绵广高速公路旁，而老县城则依旧“狭而卑”地破旧不堪，好在鹤鸣山上的承隋唐佛像尚存，差堪告慰。
我们见惯不怪的事，外人倒觉新鲜，这也是异地情调的吸引作用。许多第一次从陕西入四川的人，都有特别惊叹的感受，古之杜甫等人固不免，今之贾平凹、余秋雨亦如是，对于竹添进一郎这样的域外人士，就更是如此。他到了梓潼后说，“顾望来路，惟见群山万岳翔于云际，恍然疑从九天飞下吧”（6月28日）。过魏城驿，他写道：“湿云低处一鸠鸣，十日曾无两日晴。满地桑阴深又浅，吹为绿雨到绵城”（《过魏城驿抵绵州》），令人想起唐代诗人罗隐过魏城驿所写的的“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到罗江，“夹路秧田，方经新雨，苍翠染衣。山回溪转，松竹深窈，茅舍八九，乍见乍隐，随风摇曳”（6月30日），好一派惬意的田园风光。抵德阳时更进一步，“自此西南广袤千里，土厚水深，真天府也”（7月1日）。
▲剑阁古道上的川式民居白郎摄
▲剑阁古道上的古桥白郎摄
南北两地人物风光之别，在秦岭的横阻之下，显得非常的特别而突兀，因之特别容易引起外来者的感慨。这感慨里面，当然有着实的成份，但也不无讶异之处。竹添说，初到西安，获稻米不易，加之蜀道虎豹出没，道途狭险，想到一路上不容易吃到大米。但出乎意料的是，进入四川，山地之间无不种植稻米与小麦，到处是鸡犬相闻，牛羊载路。“路之险者，凿而辟之，栈之危者，磴而栏之，宛为康庄，两骑联走矣。都邑则繁盛，客店则闳壮，肩舆络绎，昼夜不绝。小站亦皆炊膏梁以待客。吁！天下之事，每出意料所不及，非深于阅历者印字机可与语之哉？“（6月28日）在糟糕的专制制度之下，四川虽亦久撄贫病之苦，但因地利之馈赠，土壤之肥沃，风雨之调顺，物产之饶富，人民之勤劳，竟亦使日人乍见之下，而大兴意外之叹。
▲年的七曲山大庙
▲梓潼七曲山大庙白郎摄
▲梓潼七曲山大庙的桂香殿白郎摄
▲年秋天，七曲山大庙的香客白郎摄
撰文
冉云飞
供图
白郎等
主编
晨曦
责编
厉恒
美编
Bir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