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伦理，更适合于中国北方氏族、宗族文明文化习俗的土壤条件，却并不适应中国本土的汉文明文化传统条件。《白虎通义》中所颁布的几十余个国家通行的主要名实概念，其实就相当于是国家官方规定的政治文化伦理指南，其中，尤其以“三纲六纪”条目著名。
《白虎通义》中的“三纲五常”问题
79年的东汉章帝建初四年，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继西汉汉宣帝时代的“石渠阁会议”之后的第二次国家文化会议的“白虎观会议”，这也是一次确定五经异同的文化会议，因这次会议公布了著名的《白虎通义》而闻名了“三纲六纪”。通过《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可知，自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国家伦理理念正式问世和流行，这个“三纲”国家伦理一直到清王朝的结束方才被终止。
但是，当时与“三纲”相配的纲纪却并非“五常”，而是同样强调尊卑人伦的“诸父、兄弟、族人，谓舅、师长、朋友”这“六纪”。《白虎通义》中也论及到了“五常”，但是，《白虎通义》中所说的“五常”指意甚广，既包括了五行、五声、五教、五谏、五脏、五爵、五祀、五谷、五味、五瑞、五气、五刑，也包括了五经、五性。
而且，《白虎通义》是明确把“五经”视为是“五常”的，其说：“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由此可知，《白虎通义》是将“仁义礼智信”视为是“五性”而分别后缀在“乐、书、礼、易、诗”这《五经》之后的，意思是说，《五经》就是传播与弘扬人之“五性”的“五常”之作。东汉以降，《孝经》成为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特别《孝经》在南宋后期成为了儒家十三经之一以降，其对中国的政治、伦理和法制产生难以言喻的巨大影响作用。东汉白虎观会议对《孝经》的国家社会功能作用有个诠释，说：“已作《春秋》，后作《孝经》何？欲专制正。于《孝经》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者。”
由此可见，白虎观会议的士大夫们自己都很清楚，《孝经》面世的根本目的，就是去配合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制度的推行。因此，《孝经》从一面世肇始，其中就混杂有不少董仲舒的“三纲五纪”的扭曲思想成果，所以，《孝经》影响之下的中国国家伦理制度文化，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扭曲变异，特别是那个“二十四孝”的故事中，居然还有“郭巨埋儿”这样惨无人性的故事去作为孝悌的范本，这，都给予中国国家正常伦理建设起到了不好的副作用！
同时，对中国国家法治破坏甚大的宗法社会现象，也应该是董仲舒的“三纲”思想与流行于中国六朝时代的中国北方氏族社会中的宗族血缘现象的交融组合历史现象，而六朝时期的血亲氏族和宗族现象，则主要来自于中国北方游牧氏族社会，其与当时的“五胡乱华”的历史情况密切相关，则与中国农业社会中的三老民权自治现象毫无关系了。所以，以血亲氏族为纽带的宗法现象，是异于中国本土汉文化传统的异化文明现象，甚至可以被看成是被胡俗化的中国异类文明文化现象。
主要由韩非子、董仲舒等人炮制的“三纲”国家伦理，就是通过“五胡乱华”以降盛行于中国北方的氏族、宗族习俗而繁盛于后世中国的。相比之下，由于南北朝以降的中原汉人大量南移南方，中国南方地区中的“三纲”伦理反而比中国北方要淡化许多。由此可见，“三纲”伦理，更适合于中国北方氏族、宗族文明文化习俗的土壤条件，却并不适应中国本土的汉文明文化传统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三纲”伦理历来繁盛于中国北方社会，却又淡于中国南方社会的原因。
严君平的“君主，臣民”伦理学思想
严君平不像韩非子、董仲舒那样是将人间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看成为是绝对上下尊卑关系的，他而是将“君主、臣民”这组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看成阴阳互根的互相作用关系的。非常明显，严君平在这里所表达出的哲学思维，与韩非子、董仲舒等人的单向时间流动的二值线性哲学思维存在着重大差异！他并非像董仲舒那样把天地人的万事万物看成是一种金字塔式的上下绝对的一元模式，严君平而是将天地人的万事万物看成为一种相对的、互根的、互动的对待关系，将世界看成为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多元复合对待作用的关系。
这样，严君平就明确提示出了自己的“君主、臣民”基本伦理观，即“故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伤，则华实不生；源衰，则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长久”。而且，严君平是将平民百姓看成为是国家政权之本的，他说“万民昌则宗庙显，万民丧则宗庙倾”。严君平这里所说的“宗庙”，就是指意的统治阶层的社稷，也就是国家主权的政权。严君平根据《老子》中提出的“德、仁、义、礼”社会伦理关系模型和“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观点，他批判那种执著和热衷于推崇“礼制”的人和社会现象。
严君平《老子指归·上德不德篇》中一针见血指出了倡导绝对上下尊卑秩序的君臣、父子、夫妻的礼制人伦，表面看，其好像是“举事则阴阳，发号顺四时”的，其甚至可能给予国家社会带来短暂的“乱得以治，危得以宁”和平稳定局面，但是，这样的和平、稳定的国家社会人伦秩序，其本质却是主观人为规定的“顺心从欲，以和节之，迫情禁性”的，也就是其伦理是违背天道人性原则的。而且，这种人为主观规定的人伦，必然是带有浓郁的统治阶层的现实功利需要目的。
可以这样说，严君平将统治阶层出于自己的功利需要而主观人为规定的、但却又可能是违背了天道人性原则的上下绝对尊卑的“礼制”伦理表现和其结果，揭露得淋漓尽致，也庖丁解牛得十分清晰，他甚至一针见血指出了统治者十分看重的礼乐制度是本质上失德的“一时之法，一隅之术也”，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反动”学问情况！而且，严君平是个问题的发现、研究者，他并非那种夸夸其谈的批评家，因此，他在列数了礼制伦理表现和其实施过程中的不良后果之后，他必然要探索其产生的原因。
严君平首先就发现，韩非子和董仲舒等人之所以会提出上下绝对尊卑的“君臣，父子，夫妻”礼制伦理观，是因为“天子失道，诸侯不朝，谿异谷别，法制舛殊，四方背叛，力正相凌，举兵争权，弱者为虏，强者为君。”研究问题的第一法门，是将问题还原到导致问题产生的背景条件中去加以考证，这样，你才能够知道问题发生的原因；而所谓的创新，其实就是研究者根据现实需要的历史背景条件去判别过去以往理论的错误所在和重新决策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未来新理论而已。
严君平的这种“还原，条件比较”的学术研究方法，是非常先进的，至今也不过时。严君平发现，君主专制的上下绝对尊卑伦理观的产生背景原因，是战乱时代的失序，也就是说，战乱时代的弱肉强食和力者为王的历史背景条件，很容易形成这种“强者为君主，弱者为臣民”的人伦现象；同时，“法制舛殊，四方背叛，力正相凌，举兵争权”的历史背景，也必然导致上下绝对尊卑的“军事化”伦理观的产生。严君平在一针见血指出了韩非子、董仲舒等人的上下绝对尊卑伦理观是形成于战乱历史背景的情况以后，他针锋相对地强调了一种“与时俱行”的世界观，他反复告诫人们说，世界是运动的、变化的。
结语
因此，国家社会中的制度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和革新，即使是国家执政、执法者，也应“与时俱行”地灵活使用刑罚与礼制，不能死板教条、不分条件地去时兴礼法。严君平的这个“与时俱行”的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著作之中，比如，他说：“兼听万国，折之以中，威而不暴，和而不淫。严而不酷，察而不刻，原始定终，立势御民。进退与时流，屈伸与化俱，事与务变，礼与俗化。”同时，严君平还一针见血指出了刑罚和礼制的不同运用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