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请教于孔子应怎么样去执政，孔子则告诉他说，政治，就是以正治国，就是君主身体力行地施行仁政。国家的君臣关系，就如同各归其位和各尽其职的父子关系。孔子的学生子夏在回答同学樊迟提问治国方法时，他还特别举例了历史上的舜、汤成功治理天下的故事去说明问题，子夏说，由于舜和汤都以人民群众信任为治理天下之本，在加之他们又根据民意而分别选举了能施行仁政的臣属皋陶和伊尹，所以，他们的政治就是仁政。
孔子强调了君王与臣民之间的父子楷模类比关系；他的学生子夏则强调了君主、人民和君臣之间的三者互相“选举”关系，没有选举政治机制，那么，仁政就是不可能实现的。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生养关系，但是，君主管理者与人民及其臣属的关系，却是“选举”关系。由此可见，中国先秦时代的原始儒家，还是有一定的民主政治思想内涵的。而且，通过西汉中后期始盛行的《孝经》，今人可知，当时的官方和主流文化者，都非常清楚君主、臣属和人民群众的三者关系是彼此依赖的国家社会关系，君主和官方的权威及信用的基础，是人民群众。
《孝经》中的曾子和孔子在论述君臣和父子关系的时候，不但没有提倡臣子应对君父的绝对服从，反而提出了臣子应对君父“诤”。臣民应成为君主的诤臣、儿子应成为父亲的诤子，人们应成为彼此朋友的诤友，这是《孝经》中的孔子和曾子的理想的君臣、父子、朋友的三种关系。由此可见，原始儒家早期文化中，是没有臣民对君主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思想的。现在的人们常常将中国古代三叩九拜和山呼万岁的朝仪制度理解成为了皇帝崇拜，这是错误的理解！
下面，我们来看看西汉初期的“三叩九拜”的产生原因。西汉初，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他召集臣属们开会议论国家新法制建设问题，可是，追随刘邦打天下的这帮臣属，大多都是平时言行不轨和散漫的流氓或草莽，他们根本就理解不了礼法对于国家政治的意义，如此重要会议期间，各位臣属举动十分粗鲁。当时，汉高祖刘邦根本招呼不住他的这帮臣属，这些臣属们在如此重要的议决废除秦暴政和新立汉法律的会议期间，还在“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搞得会议是一派乌烟瘴气，刘邦当时的头痛是可想而知的。
一向不喜欢儒家文化的刘邦，经过这些不懂规矩臣属们的折腾，他才醒悟到了儒家礼制文化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便聘请当时降汉的前大秦博士的儒生叔孙通制定了朝仪制度。叔孙通率领鲁国儒生和弟子百余人演练朝仪制度数月。前年的汉高祖七年十月，刘邦根据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制度再次召开了君臣会议，这次的君臣会议，就严格按照三叩九拜的朝仪制度进行了，规矩很多，跟随刘邦战争起家的那帮野蛮不羁的臣属们也“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这样，汉高祖就很高兴了，他感叹地说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由此可见，西汉初制定的对帝王三叩九拜的朝仪制度，并非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更不是为了要制造什么全民皇帝崇拜，而不过就是为了让那些粗野的臣属们能够懂得朝仪尊卑规矩。朝仪之中的皇帝摆谱显示尊贵，也不是用以吓唬老百姓的，而是主要对付朝臣们的。虽然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制度后来也流传到了下属官衙之中，比如官员巡视之中的回避制度，百姓进官衙打官司需要对司法主官们磕头等，都在客观上助长了中国官权崇拜和官衙过分威严等恶习。
但是，这些情况，依然还是不属于全民对皇帝君主的个人崇拜习俗。山呼万岁，以庆祝喜事，这是古老的中国民间习俗，并非是专门用以皇帝崇拜的。史载，楚汉相争的前年的汉王三年五月，楚军围困刘邦于荥阳，汉将军纪信假装汉王刘邦降楚，楚军不知其假，于是，“汉王降楚。楚皆呼万岁。”（《汉书·高帝纪》）
前年的汉高祖九年十月，刘邦在长安未央宫为他的父母祝寿，“殿上群臣皆称万岁，大笑为乐。”（《汉书·高帝纪》）这，就是西汉王朝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在皇宫中山呼万岁的缘由事件。由此可见，最早在皇宫中山呼万岁，也并非起于臣属对皇帝的山呼，而是来自于民间中的祝寿习俗，后来，这个山呼万岁，才逐步转化成为朝仪皇帝的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