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读《孝经译注》
文/盖佳择
《孝经》全文不过多字，却被认为是儒家六经之精粹，六经思想之总汇。盖因古代中华乃是礼乐社会，宗法制为基本体制，故极为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之为政权的基石。而春秋战国之世，礼崩乐坏，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父子兄弟，犹如寇仇。这种情形让孔子忧心如焚，其乃欲复西周礼乐，遂知其不可而为之，史笔著春秋，让乱臣贼子惧；作《孝经》，让诸侯卿士大夫知忠孝之道。圣人用心，实是良苦。自周以来，历朝多倡以忠孝治天下，而忠孝思想也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汉之察举制有“孝廉”，即表彰孝亲之人也。晋朝亦公开倡导孝治天下：晋朝有多位皇帝曾为孝经作注。然而汉、晋之倡孝道，颇多虚伪。东汉“举孝廉父别居”已成笑话，司马氏西晋片面强调“以孝治天下”乃因其弑君夺位，无法要求臣下尽忠尔。而缺乏“忠”作为约束，“孝悌”也就无从谈起，司马文王不传景王子司马攸而传武帝，武帝不传司马攸而竟驱之去齐国，致使其暴病身亡，皆违孝悌也。之后八王之乱，司马氏子孙互相残杀，西晋很快灭亡也就在情理中了。唐代亦特重《孝经》，唐玄宗御注《孝经》，立以为石台，并令太子李亨撰额。讽刺的是，如此重视《孝经》之道的玄宗父子，所作所为却成了忠孝的反义词。玄宗逼父太上皇完全交权，并杀其姑太平公主，太上皇几欲从门楼上跳下自杀。明皇开创开元盛世，然天宝年间却发生安史之乱，被迫南狩巴蜀。此时太子李亨北上灵武，自立为帝，玄宗被迫退居太上皇。叛乱平定，太上皇被迎回，却被软禁在兴庆宫，与肃宗不见面。肃宗之不孝，玄宗之困窘，天地可鉴！原始儒家思想本是利于君也利于民的，讲求孝悌之道也是利于全体社会道德的进步的，然凡事过犹不及，后世统治者片面、歪曲的理解了儒家的孝悌忠义思想，如此《孝经》第十五章《谏诤》：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儒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父父”为前提：君要如君之状，臣方如臣之样。否则臣子当有权谏诤君父，甚至离弃之。更者若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责任皆是双向的。所谓“文死谏”，即儒生士大夫之风骨，不避诛戮，甘为天子之诤臣。自龙逢比干以下，历代不绝。而作为天子，虽有个别者虚心纳谏，闻过则喜，如唐太宗，但大多数君主视之如触龙鳞，他们只强调单方面的忠孝，要求臣子无条件对君服从，不论对错与否。正是很多这样的帝王，违拗和改窜了真正的儒家精神，并强令臣民接受。后世之儒家忠孝思想所以变得狰狞，与此类君主不可分也。而儒家之强求孝道，乃自君始，导致不少帝王耗费巨资以显自己之纯孝，典型如乾隆皇帝，更多的是孝其母而及于其母族，或母以子贵，导致外戚势力强大，政局混乱不堪。皆是有意无意念歪了经也。今日我们重读孝经，诚当摒弃后世有意无意的误读，摒弃已成封建糟粕的所谓“二十四孝”，以一种平和心态与圣人对话，我相信，我们定会获益良多。盖佳择，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目耕缘读书会会员。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