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有相对固定的形式和内容。对于考试的内容，广为人知的就是“八股文”，明太祖朱元璋创制“八股文”，对后世影响颇深。这样的文体形式存在于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中，以至于“科举取士”逐渐变为“八股取士”。
八股文的作文题目都是从《四书》《五经》中选取摘录，文章的写作有严格的格式，文章的内容则需切中题旨，按照前人对经义所著批注发挥。后人对八股文评价褒贬不一，有些人甚至持批判态度，但我们依旧不能否定八股文的重要作用。
其一，拿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来说，“赋”、“诗”、“词”、“曲”均有其文体范式，这种规定格式下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成为了各朝各代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灿烂瑰寳。科举考试看中考生对于经义典籍、文章体裁、历史时政的理解，以文章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文章的体裁也应做相关规定，统一形式，便于考生作文，也利于考官评定。有了相对固定的文体格式，作文者在格式中发挥自身所长，将自身见解和议论列入其中，考生的优劣也就显而易见了。
其二，从统治阶层的角度来说，科举考试的内容涉及四书五经、儒家经典，考生能树立儒家的道德伦理觐，便于君王更好的掌控；同时还能够学习前人观点及治国理政的觐念，为统治阶级服务。
朱熹像“八股文”也只是士子们作答的一种形式，至于考试的具体内容还是多出自《四书》《五经》。明代科举考试内容基本固定为三场，《明史·选举二》中记载：“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濉《集说》。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后两场与我们的研究关系并不非常紧密，不复详述。第一场内容包括：《四书》《易》《书》《诗》《春秋》《礼记》。考生则可以选取其中篇目作答。其中《尚书》作为中国最重要经书之一，在明代乡试命题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清代乡试的考试内容却在不同时期有细微变化。“顺治二年，颁科场条例。礼部议覆，给事中龚鼎孳疏言：‘故明旧制，首场试时文七篇，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三场策五道。应如各科臣请，减时文二篇，于论、表、判外增诗，去策改奏疏。’帝不允。命仍旧例。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濉《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
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这时，清朝是建国初期，有大臣提议删减时文二篇，增加诗，但是顺治帝决定仍按旧例实行。而各经书的参考书目与科举考试三场的形式均与明代大致相同。
清代乡试的内容在康、乾时期屡次增减变动，现根据《清史稿·选举三》将不同时期关于乡试具体内容的变动摘录如下：
总体来说，为了使考试内容更适应时代的要求，历代统治者对乡试考试的内容屡有调整，但不论如何变化，《四书》《五经》仍然是清代乡试出题的主要内容，也是科举考试命题的主要来源。但是清代考试时重《孝经》，我们从上表中就可以看出，雍正时期将《孝经》与《五经》并重，《孝经》以“孝”为核心，是儒家伦理觐念的体现。臣子对父母长辈有孝敬之心，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德行，其次也能服从君主的命令，利于上层阶级的统治。帝王也能够用“孝”教化万民，促进社会和谐。
乡试“分经阅卷”，容易滋生弊端，士子在准备考试时往往只读一经，对其他经书不甚了解，于是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皇帝命《五经》轮番出现在乡试试题中，试题的内容不再固定，形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每年乡试只试一经，《五经》义试题只出现一题，所以我们在整理清代《尚书》义试题时可以发现，嘉庆及以后试题只有一道，而乾隆以前每科试题均有四道。因此士子在备考时就不能专治一经，必须对《五经》中每部经书都有研读。这样的规定满足了统治者对于士子治学的要求，也使考生所掌握的知识更加全面，更好地为君所用。
至清末，乡试首场试题为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这时中外政治已成为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的改动反映了当时国家对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视，也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体现。
清乾隆前期，五言八韵诗的写作也作为考试的内容出现在乡试中。清代《钦定科场条例》规定：“乡会试题。第一场四书制义题三、五言八韵诗题一，第二场五经制义题各一，第三场策问五。”这段话清晰展现了清代乡会试的题目成式，第一场题目内容除四书义外又增加了五言八韵诗，《尚书》在五言八韵诗的命题中也有体现。我们在翻阅《清秘述闻三种》、参考陈春保的研究成果后，摘录了部分《尚书》语句入五言八韵诗的试题加以简单分析。
《清秘述闻》作者为法式善，号时帆。法式善原名法运昌，后清高宗改其名为式善。法式善熟知历史，对史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精于典章及名物制度。《清秘述闻》是记录清代科举考试的专题数据汇编性著作。《清秘述闻续》作者为王家相、魏茂林、钱维福等。《清秘述闻再续》作者为徐沅、祁颂威、张肇棻等。今人合称这三种著作为《清秘述闻三种》。《清秘述闻三种》主要收录首场四书义试题，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尚书》的重要地位。
清代考试内容增加试帖诗一项，“试帖诗”也被称为“赋得体”，题目前多冠以“赋得”二字，限制韵脚。以诗入考试题应该起源于唐宋时期，其后应少见于考试题目当中。至清乾隆时期，试帖诗重新作为考试内容列入试卷中，但于清代，这一考试形式己经被严格限制了。试题的考查一般为五言八韵诗，题目多出自古籍中的经典语句，或采用前人的语言甚至成语。要求应试者在作答时不能有重字，语气庄严持重，符合应试风格，遣需体现歌功颂德之意。总体来讲难度较大。试帖诗与“八股文”类似，同样采用八韵排律的形式，每韵上下两句为一联，与八股文“破题”、“承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结构大致相同。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尚书》部分篇章的语句同样以试帖诗形式入题，除了《禹贡》《大禹谟》这些多次出现的经典篇章被引用之外，《尧典》《泰誓下》《仲虺之诰》等篇章也出现其中，说明这些篇章中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