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古称豫州，地处古洛水北岸而得名，自古为经济富庶的地区之一,这里地势险要，群山环抱，东望嵩岳，西依秦岭，北有邙山屏障，南对龙门伊阙,洛水自西向东横贯全城，蜿蜒曲折，波澜壮阔”。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丰富的物产和便利的交通，使洛阳一直处于兵家必争之地的位置。洛阳历史悠久，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时最长的古都。浓厚的文化传统与经济、政治的优越条件，使许多皇亲国戚、达官贵族趋之若鹜，死后建立了巨大的陵墓群埋葬于此，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洛阳陶俑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洛阳地区汉俑产生的条件多种多样，这和汉代的历史环境、政治、社会经济、风俗文化等多种因素密不可分。
经济因素对洛阳汉俑产生的影响
“洛阳市地处九州腹地，位于中国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交界带，欧亚大陆桥东段，东西长约公里，南北宽约公里。全市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洛阳地势平坦，海拔较低，湖泊沼泽星罗棋布。境内有黄河、洛河、伊河、瀍河、涧河等河流从其西南部流过，灌溉了洛阳这片肥沃的土地。西汉王朝建立后，注重发展生产。尤其是“文景之治”以后，经济振兴，五业兴旺。当时的洛阳，作为三代都城，农业经济在全国处于数一数二的地位。汉代洛阳城周围大量的水资源，不仅满足了都城人民对水的基本需求，也为农业、手工业等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农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为洛阳汉俑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中国最早的历史地理著作《尚书·禹贡》把全国划分为九州，并且对九州土壤的颜色、质地与肥沃程度进行描述并划分了等级。洛阳属于豫州，豫州之地“其土壤，下土境墉，田中上，赋杂上中”。豫西地区山地颇多，洛阳则属于盆地地带，洛、伊河谷宽阔的冲积黄土台地和平原，使得土壤湿度适中，便于捏塑，为洛阳陶俑就地取材提供方便。两汉时期，洛阳的手工业在西周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门类更加齐全，计有纺织、冶金、玉石器、漆器、制陶、酿酒、烧砖等十多个门类。侯风地动仪、浑天仪的铸造成功，表明这时手工业的工艺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洛阳出土的汉代陶俑，其雕琢、塑造工艺水平之高无不令人叫绝。
年洛阳出土了一件汉代玉勺，制作者巧妙利用玉材，使玉器的黑点部位放置于勺把顶端并饰以兽头，创意十足。年洛阳郊外汉冢采集到的鎏金铜羽人，全身刻有线条，纤细的云气纹、卷草纹和羽纹，通体鎏金。制作精巧、独具匠心。《后汉书·明帝马皇后纪》中有这样的记述，东汉王朝“置织室，蚕于濯龙中”，汉明帝马皇后，“数往观视，以为娱乐”，这表明在皇宫濯龙园中设有工官所属的蚕桑丝织业，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工匠们丝织技术的高超，几乎可以和乐舞相媲美。汉代洛阳成熟的手工业发展和先进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仅为其都城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厚葬和汉俑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由于秦朝大发民力同时经过多年战乱，民生凋敝，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西汉建国初年，社会经济还未得到恢复，从汉高祖刘邦到景帝，都大力提倡薄葬，墓室多以简陋为主。经过西汉初期70多年的“休生养息”，至汉武帝即位时，政治、文化逐渐趋于稳定，社会经济不仅得到全面的恢复，而且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富足和繁荣景象。正是这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社会繁荣，为汉代厚葬之风的盛行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于是刚登基年仅17岁的武帝就开始为自己营造陵墓——茂陵，直到71岁寿终正寝时，茂陵由此才停止了营建，陵园多为平顶，四周呈方形，上小下大，形如覆斗，凸显皇家的威严大气。
此外，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琳琅满目的稀世珍宝。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修建年代之久，随葬品之多。汉武帝建陵工程规模之浩大，令后人瞠目结舌，至今没有一个朝代可以与之相比较。上行下效，厚葬之风在民间盛行开来。到东汉时期,这样的厚葬风气有过之而无不及，普通百姓家即使倾家荡产也会厚葬先人，这也是两汉时期经济繁盛的一个体现。
风俗文化因素对洛阳汉俑产生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重礼厚葬逐渐成为一种普通的社会风气。然而，厚葬之风的形成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的繁荣，这与汉代的社会风俗和思想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第一、与传统灵魂不灭观有关。灵魂不灭的观念最早出现于原始社会时期，认为人死后的肉体消失了但灵魂不亡，依然能参与和影响人们的部分活动。这种观念从开始出现时便迅速流行，直到汉代仍为各阶层的人们所信仰和推崇，并与谶纬、神仙方术、阴阳五行等宗教迷信思想缠绕在一起，对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汉代人有着严重的迷信思想，这从历史上名目繁多的祭祀活动中便可看出。墓室大多建造成多室，力求宽敞、豪华，室内随葬品极其丰富，应有尽有。
既然人们坚信“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观点，丧失肉体的灵魂可以降福于生者，也可以祸害生者，那么为了能祈求死者对生者的护佑，祭拜祖先就成了一种普遍性的活动。上至皇帝亲王，下至寻常百姓，无不乐此不疲。根据史载：“又园中有寝、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可见祭祀之风无处不在。
古代每年元旦时，地方上计吏、皇亲国戚、公卿百官等都要聚集于朝廷，为朝贺皇帝举行盛大的仪式，史称“元会仪”。明帝登基后，为了能使先帝看到如此隆重的场面，于是把“元会仪”改在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陵墓前举行，向陵寝的神坐进行朝拜和祭祀，遂将“元会仪”改名为“上陵礼”。并把每年在宗庙举行献酒的“酎祭礼”，也搬至陵上和上陵礼一同举行。汉代对上墓祭祀祖先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第二、受孝道观念的影响。汉武帝时期，统治阶级为了更有效的巩固政权，统治民心，促进社会生产和发展，于是施行了儒家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将孔孟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推向了政治舞台。统治者不但大力提倡孝道、褒奖孝行，而且还把“孝”作为育人、选官甚至纳入的衡量标准。汉文帝在位时，多次对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和努力务农的人，予以物质上的奖励。汉武帝时，设立了察举科目“孝廉”，把“孝顺父母”和“办事廉正”作为士民入朝做官的重要途径之一。汉平帝则在基层学校——庠序中，把《孝经》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东汉则进一步提高《孝经》的地位，把其视为治理国家和安定人民的法典。又由于汉代重孝，厚葬又是获得“孝”名声的重要手段，如古人所云：“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东汉时期的厚葬之风，与西汉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帝王、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的丧葬礼仪中表现的极为明显。据《汉书·贡禹传》记载：陵中“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皇帝变得如此奢侈，下面的官僚、王侯、贵戚等，便肆无忌惮，铺张之风由此盛行。
此外，稳定后的汉朝，为了强化集团统治，仍以各种方法保留住奴隶社会的宗族关系。其中一个方法是让每个宗族成员世代聚族而居，并且生活在一个地缘土地上，同时以丧葬形式来加强这种血缘和地缘关系。这使每个成员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生是亲属，死必同茔”的祖茔观。即使家族成员背井离乡，死了以后也要“叶落归根”，葬入祖茔。这也是当时墓葬之风盛行的一个因素。
综上所述，洛阳汉俑的产生和流行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建立在经济繁荣、文化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统治者实行厚葬之风的影响之上的一种现象。东汉末年，洛阳地区连年混战，造成土地荒芜、经济萧条。频繁的战乱使贫苦的劳动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放弃了对陶俑陪葬形式的发展。动荡的社会，使得统治阶层无法维持其厚葬的习俗。随着东汉的灭亡，社会变得动乱不安，受多种因素影响，用汉俑做墓葬的厚葬之风也随之消失了。
丝绸之路带来的影响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朝代之一，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为乐舞百戏艺术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度出使西域，成功开辟出了一条“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皇宫贵族和平民百姓对乐舞百戏的喜爱更使乐舞百戏达到空前盛行的状态。汉代的乐舞百戏艺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得到很大的发展，并进入到之后的繁荣鼎盛阶段。
汉武帝时，国家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呈现出崭新的局面。张骞两次出访西域，开通了一条自长安直达中亚、西亚，进而连接欧、非洲大陆的陆路通道，历史上称作“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亚和西域地区的佛教、文化、乐舞艺术沿着古丝绸之路源源不断的涌入中原。中原的汉民族对外来的乐舞百戏艺术进行了同化与改造，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传统乐舞百戏。外来的乐舞、幻术、杂技等结合着汉代中原人们朴实憨厚的性格特征，在内容与形式上明显区别于夏、商、周时期传承下来的“礼性”沉重的乐舞百戏，使得汉代乐舞百戏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楚舞是汉以前乐舞中常见的舞蹈风格，随着边疆和外国乐舞的传入，中原地区对外来音乐、舞蹈、杂技、武术等多种艺术的吸收，在乐舞百戏方面逐渐变得成熟，例如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舞”，赵飞燕的腰骨纤细、体轻如燕，能做掌上舞，还有她擅长的“步”都是对楚舞发展变化的一种体现。此外，汉代盛行的鼓吹乐、横吹乐、横吹演奏的乐曲也大肆洋溢着浓厚的西域元素，其演奏的乐器也多来自西域、中亚及印度等地，如笨集、琵琶、鳖摸、笛、茄等。
外来乐器不仅丰富了汉代鼓吹乐和弹拨乐的内容，而且还使汉代音乐的调式、舞蹈的形态、造型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综上所述，西域乐舞在汉代乐舞百戏的蓬勃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在中原大地上与汉民族传统审美观念相碰撞，相互交融，溶于一炉，使汉代乐舞呈现出中西乐舞相结合的特点，这些在汉俑的造型构成上具有明显的体现。而这一切无疑要归功于汉朝“丝绸之路”的开通，它加强了汉朝同四邻国家的物质文化交流，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生活，而且为后世乐舞百戏不断壮大和发展做了极为重要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