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了给复辟帝制正名，他欣起一场尊孔祭天的政治运动。年6月，他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孔学博大”。年，他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要在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与康有为一道，决定把尊孔复古发挥到极致，这自然就引起当时一批接受过西洋“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新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以此点燃了那场反旧从新的新文化运动的导火索。
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为日后的“五四运动”埋下伏笔，但同时，这场运动也有他的局限性和倒退性，比如他们的一些主要成员都相信必需用现代西方文化替代中国传统文化，各方派别改造社会的主张虽然不全一致，但在教育方面，基本趋同。他们反对文言文，全盘白话文之余，很多所谓的精英领袖甚至想连汉字都要将其彻底废除，以拼音文字代替之。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全国明文取消国文，代之以全白话的语文教学体系，退到台湾后亦如是。年后，大陆实行白话文教育之余，还推出了简体字。结果是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经典文化，国粹之学从此逐渐走向灭亡。
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靠摒弃经典，只一味靠咀嚼着肤浅白话文长大的后生里面，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了，颇具讽刺的是，民国初期那批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大师们居然全是学古文长大的。新文化运动后，并没有培养出什么新的一批伟大人物来，反而教育是一代不如一代。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社会，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礼记·大道之行》中，孔子早就阐述过，算不上什么新理论。《五四精神新论》一书中，据北大教授王东考证，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到最激进的钱玄同，其实都没有提出过要“打倒孔家店”，他们当时只是提出了要“打孔家店”（注意，此处“打孔家店”并非反对孔子，更不是反对读《四书》，而只是针对袁世凯大造孔家店，并把孔子塑造成宗教领袖以为自己正名这件事来的），至于“打倒孔家店”那也是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而年，于《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李大钊更是直接明言道：“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由此可见，那些头脑清晰的大师们，他们发动这场运动并不是反对孔子，而只是要反对那些假借孔子之名行妄事，披着继承传统外衣为自己谋利谋权的一批妄人。
民国大师们后来在重新反思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几乎都承认了民族经典文化的本体性，——只有固本，根实，这个民族才能枝繁叶茂，花开四季。任何一个称得上伟大的民族，无不是在自己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新，发展之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所有的舍本逐末，弃根求外之行，到头来无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传统里面有糟粕，该摒弃的自然要毫无情面的摒弃，比如专制，迷信等，但那精华，如能澄明人性的诸多思想经典，该继承下去的也自然需义无反顾地予以继承好，深研更新，发扬光大，短处看，可以复兴民族，长远看，则能拯救人来的未来，因为种种迹象早已表明，西方这一套利益至上，毫无诚信的发展观已几近走到了终点，能引领人类迈向真正光明的，非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莫属。
假如当今的国内学生能把学英语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读经典，我想我们这个民族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倡导读经典要从儿童开始？因为越小的孩子，物欲未染，色欲未沾，犹如一张白纸一样，上面画什么都好画，有着无限可能。他们知识未开，记忆力强，所看即存，所学即印，所听即入心，一旦在经典中耳濡目染，先入为主，潜移默化，陶冶心性，自然就可童蒙养正，正于初始，高屋建瓴。
教育家王财贵教授曾讲道：“孩子10岁以下，主要是吸纳文化知识的时期；10岁以后，则进入到创造时段。如果10岁之前吸纳不好，此后的创造就不可能产生质的飞跃。
人类在所有动物中的幼儿期最长，基本上是10年，所以人才能够成为万物之灵。用10年的时间来学习中国年的文化，乃至于西方大量的经典文化，这样，10岁之前的孩子，就可以博古通今、满腹经纶。
在小学阶段读经，犹如开掘文化河流。小学期间一个学期只教一本语文课本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让孩子大量阅读，他们一个学期可以看几十本甚至数百本课外读物。如果其中以中外文化经典阅读为主的话，孩子吸纳的则是高层次的文化营养。
由于读经的孩子阅读能力特别强，课外阅读非但不会成为他的负担，还会给其带来无穷的乐趣。有了学习的乐趣，犹如自我开掘了一条源远流长的文化河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时候，教师会惊讶地发现，孩子的阅读能力乃至理解能力超越了成人的想象。
我们常说的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已经成为‘过去时’，十四五岁以前的孩童，对知识的吸附力犹如海绵吸水一样，极为强大，他们阅读大量文化经典之后，自然容易出现“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景观。而孩子在小学阶段所熏染的智慧，以及形成的读书习惯，将会伴随其一生，且影响其整个生命的发展。”
胡适3岁就开始读他父亲胡铁花自创的四言韵文。之后入家塾，九岁之前，即完成了大量国学经典以及庞杂之书的阅读，其书目包括《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朱子的《小学》《集传》《本义》、《书经》、《易经》、《礼记》、《幼学琼林》,《水浒传》、《三国演义》、《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双珠凤》、《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琵琶记》、《夜雨秋灯录》、《虞初新志》《目连救母》、《玉历钞传》、《妙庄王经》、《联语类编》、《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等等，“大书箱”的称号可不是一两天铸就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很显然即可证到鲁迅小时候至少读过《易经》《尚书》《山海经》《论语》《汉书》《世说新语》《幼学琼林》等国学经典之书的，其他的诸如《周作人回想录》中周作人提到他和鲁迅从小在祖父那里还读到很多书，——《四史》，《明季南略》和《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官书局的《唐宋诗醇》，木板的《纲鉴易知录》，此外还有一册铅印的《徐灵胎四种》......
数不胜数的名家孩童时期同样都是在国学经典的浸润中长大。除了熟读《四书》外，茅盾《红楼梦》也能倒背如流，周祖谟能背《汉书》，陆宗达能背《左传》，钱穆九岁《三国演义》原文脱口而出。张恨水在《山窗小品》中讲，他十四岁之前就能背诵《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易经》、《诗经》、《千家诗》、《礼记》、《左传》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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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常听到有家长问孩子：“你有什么志向？”或是劝告孩子：“你要立志高远。”我想，在这之前，倒不如先问问自己：“我有没有给孩子制造一个有助于他打开眼脑心胸，立大志的良好读书氛围？”甚至于更简单一些，——“我今天有没有让孩子感觉到读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