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春秋以来，诸子各派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思想阵营，在相互争鸣的同时也相互吸收借鉴。战国后期，社会格局开始发生新的转变，思想文化领域受气影响也开始出现了融合贯通的潮流。《吕氏春秋》作为杂家著作，尤受“显学”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推崇孝道，因此《吕氏春秋》采纳儒家孝治派之说，同样重视“孝”。八览中专设《孝行览》，其中《孝行》篇专门阐释孝道理论，所以，该书对儒家孝道思想的重视和继承可见一斑。《吕氏春秋》书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我们知道，孝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传统道德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伦理政治的精神基础。中国的孝道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甚至更早，特别是西周时期宗法制度的确立，礼乐文明的成熟，促进了孝道观念的产生和发展。[1]‘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逐渐形成，主要内容是‘善事父母’和祭祀祖先。[2]此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逐渐遭到破坏，政局动荡，人们的伦理思想迸发出不同的火花，诸子百家对“孝”在思想伦理层面的理解和重视也就不尽相同了。儒家对于“孝”一直颇为重视，如《论语》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3]即孝悌，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即孝，是儒家核心思想“仁”的根本。《孝经》孔子后学继承与发扬这种思想，《孝经》和《曾子十篇》便为其中的典范。《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把孝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和教化的本源。《曾子大孝篇》说：“居处不庄韭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花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由此可见，儒家孝治派不仅以孝为一切道德的根本,并且以孝统帅一切伦理道德。[5]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曾子。曾子认为“孝”包括庄、忠、敬、信、勇等各种德目，是其他所有道德的基础，是统率其他伦理的大纲。他还认为“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横）之而衡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6]因此，孝不只是个人修养和家庭和睦的准绳，更上升到了国家治理的层面，是行政治理的基本原则。《吕氏春秋》与“孝”《吕氏春秋》中的关于孝的思想，多继承自儒家。曾子学派和《孝经》对《吕氏春秋》有着重要影响。《吕氏春秋·劝学》中说道：曾子曰：‘君子行于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师者可知也。夫无父而无师者，馀若夫何哉！此言事师之犹事父也。……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此，故师尽智竭道以教。’《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第一部明确称引《孝经》的著作，书中引用儒家经典《孝经》所涉及的篇章有《察微》篇和《孝行》篇。《察微》《吕氏春秋·孝行》更是以曾子为行孝的典范和论孝之大师，其记载: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作者将“孝”看做是最根本的,是“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吕氏春秋》中孝治思想的启示《吕氏春秋》中的孝治思想给人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其关于“孝”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孝是其他伦理道德的基础，而且孝对个人修养和行为准则的塑造影响是深远的。“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7]《孝行》中说：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意思就是：人的根本的教养是孝顺，行了孝道便是仁、义、礼、智、信，因此孝是它们的核心基础。因此，在此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孝悌观念深入人心。《梦醒子》这本书中的主人公刘大鹏便是清末一位受传统儒学教育的乡绅，他眼中的孝是这样的：“当家庭面临灾难时，刘大鹏深信这是上天对其缺乏孝心的惩罚”[8]。刘大鹏像他的孝道不仅建构在所学的经典之上，也建构在强调父母子女间强烈的感情投入这一种对经典的阐释之上。[9]可见，儒家的经典与思想，让孝成为千年来颇为推崇的美德，是衡量一个人的基本准则。其二，《吕氏春秋》认为治国要务本，而务本在于重视孝道,以孝治国。孝的理论上升到国家层面时，不免就会有有“孝”与“忠”的相互联系。在战国中后期，忠孝、家国、君统宗统之间实际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冲突，《吕氏春秋》试图弥合两者，在新的家国结构面前达至平衡。[10]《吕氏春秋》强调孝忠为本，在它看来，孝与忠是伦理道德的根本。孝和国家和秩序的维持息息相关:齐家是治国的基础，忠孝是孪生的美德。换句话说，孝子对父母的孝行正是臣下忠君的模范。[11]毫无疑问的是，孝应该是忠的前提，孝是君臣民所必备的道德品质，满足了儒家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境界。到了西汉以后，统治者出于集权统治和强化政权管理的需要，移孝于忠，“忠”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步构建起忠孝并重、以忠统孝和忠大于孝的观念，从而为忠孝、家国、君统宗统之间制定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平衡结构。[12]其三，《吕氏春秋》重视德治，德治本质上是以治人为本，孝治是一种人治，治国以孝与《吕氏春秋》的德治主张相一致。《吕氏春秋》主要从德才两方面提出了对人才的要求,指出人才要孝、忠、义、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13]孝便是选贤与能和治国的重要标准。因此，这对于人才的选拔和官僚制度的不断完善影响是深远的，举孝廉便是典型的例子。小结总而言之，在伦理思想方面，《吕氏春秋》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孝道思想并一直为后世所吸收借鉴。《吕氏春秋》为融合贯通诸子各派的杂家著作，其继承了儒家的孝道思想，《孝经》、曾子学派等对书中关于“孝”的观点的阐释影响很大。它将儒家的孝治思想继承与发扬，包括“孝”是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的核心基础；倡导以孝治国的理念；选拔人才时注重品德的人才思想。这些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1]徐继文.《吕氏春秋》儒家思想研究[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44.[2]王启才.《吕氏春秋》论孝[N].淮南师范学院学报，年第1期.[3][4]出自《论语·学而》.[5]钟肇鹏..《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J].《孔子研究》.年第2期.第50-60页.[6]出自《曾子·大孝》.[7]出自《孝经》第一章.[8][9][11](英)沈爱娣.赵妍杰译.《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0][12]田飞.《尊尊，还是亲亲？——试从忠孝冲突之事件看先秦儒家家国关系的演变》[D].兰州：兰州大学.年.[13]沈清华.《吕氏春秋》的人才思想.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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