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汉文物语日本古代小说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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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东传使日本“口传文学”获得了向“书面文学”进行飞跃发展的基石,但这一基本认知在一般通行的日本文学史中并未得到很好的反映。日本文学史写作始于日本迈上“脱亚入欧”之路的明治时代(-),是明治日本建构现代日本文化身份的重要环节,而对千余年来一直占据日本高尚地位的汉文学的“遮蔽”是这项宏大工程的起点。抹去“汉文学”印记,建构一种以“和文学”为中心的日本文学史是明治日本向西方展示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之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当今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日本人的世界观逐渐发生变化,一些日本学者开始意识到日本文学史中的“盲点”。例如,古桥信孝在《物语文学的诞生:源自万叶集的文学史》()前言中写道:

日本原本没有文字,即没有用日语书写的文章。因此,书写是从学习中国文章开始的。如果将此称为汉文,所谓写文章就是写汉文。在此过程中,为了写出日语文章,肯定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最近出土的木简可知,七世纪前后已经借助汉字的音书写日语,或用汉语对应日语的意思进行书写,表明日语书写也许很早就出现了,但文学文章不容易,除了《万叶集》、《古事记》《日本书记》中的和歌外,没有日语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用日语书写的散文文学出现在平安时代中期。那么,文学文章是怎样出现的呢?(古橋信孝『物語文学の誕生:万葉集からの文学史』,第1页)

《万叶集》

古桥信孝希望通过《万叶集》思考从中国汉字、汉文到日语文体的发展脉络,以建立一种新的日本文学史意识,显示了作者客观理性的研究态度,但仅仅囿于《万叶集》的探讨显然是不够的。玛利亚海斯丝、大嶋仁也在《摇摆与错位的日本文学史》()中指出:

和文的诞生是在汉文学习取得进步,且汉文训读文的书写成为习惯之后。从《古事记》时代开始经过一个多世纪,终于诞生了和文学。首先用汉文书写,再写成汉文训读文,由此诞生和文,再由和文产生和文学。和文学之前有汉文学。和文学诞生之后,汉文学亦长期存在,这是日本文学的基本事实。没有汉文学,就没有和文学。(マリア=ヘススデ?プラダ=ヴイセンテ、大嶋仁著『ゆらぎとずれの日本文学史』,第9页)

作者一环扣一环地说明从“汉文”到“和文”的发展脉络,并强调“这是日本文学的基本事实”,但这种近乎苦口婆心式的写作方式从另一侧面揭示出一百多年来的“遮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认知“错位”,而祛魅的过程并不容易。小峯和明在其新近出版的《日本文学史》()中更加直截了当地写道:

奇怪的是平安时代的日记,首先是女性写作的假名日记被当做文学,成为研究对象。最早的《土佐日记》由纪贯之假托女性写作而成,《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的日记被保留下来亦影响甚大。与此相反,贵族男性写作的汉文日记不被当做文学,而被当作历史资料。其背后是近代以降根深蒂固的将假名文学作为日本文学基调的文学观的投影,是文学观歪曲文学史的典型案例。同一时代用不同文体写作的日记,一方成为文学,另一方成为历史,建构了一种在今天看来完全是奇特的颠倒的文学图谱。被这种文学观束缚的研究者至今亦不在少数。为了不再重犯这种过失,有必要将汉文、假名文同等定位、阅读,以根本性地扭转这种文学观。(小峯和明『日本文学史』,第9页)

小峯和明直截了当地指出刻意遮蔽汉文学史的做法是“文学观歪曲文学史的典型案例”。笔者认为,这也是现代日本知识与权力相互勾连的典型案例。小峯和明指出其结果是建构了一种“颠倒的文学图谱”。所谓“文学图谱”即是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颠倒”,必将引发行动与实践层面的进一步“颠倒”。这个问题与本文论题有所偏离,在此不做引申。从上文可知,日本文学史书写中的“盲点”开始受到质疑,但惯性思维的改变并非易事。上文同时表明,有关中日之间“一衣带水”等说法已是一种“无意识”的套话。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进程,汉文化纽带已经消失,剩下的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罢了。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汉字的传入使古代日本精英更加向往中国文化,这是圣德太子积极输入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因。圣德太子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制定《冠位十二阶》(),按照中国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表示冠位高低,具体分为大徳、小徳、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十二阶。他还制定了《宪法十七条》(),以中国儒释道思想为基础,规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这是日本史上第一次提出较完整的建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纲领。《宪法十七条》全部以汉文写成,“一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这种纯熟的汉文书写能力及其中国儒释道思想底蕴透露出日本国家及日本文化的建构轨迹,亦无疑是日本古代小说萌芽的文化基石。

《宪法十七条》是展示文字、语言、思想三位一体的的绝佳文本,可见从“文字”到“文化”的发展路径,亦是“汉字”进入日本政治管理层的滥觞,全文引用了《尚书》、《论语》、《左传》、《礼记》、《孟子》、《管子》、《礼记》、《孝经》等诸多中国经典,例如第一条“以和为贵”典出《论语学而》篇之“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显示了圣德太子援用中国文化实现其治国安邦理念的宏大抱负。标题“宪法”一词见于《管子七法》“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也”。这个词汇在明治维新后再次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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