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著：一道闪电。原文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英雄出自南阳》，有删节，转载的时候标题有改动。
南阳地区是一块碟状盆地，有白河、唐河、湍河、刁河等多条河流在盆地中部呈扇状相交，汇成唐白河，南流入汉水。自盆地向北翻越伏牛山可到洛阳，西经武关可到关中，南有隘路可去襄阳、江汉平原。盆地东北方城一带有个断陷，与黄淮平原相通。与天府之国一样，南阳盆地气候温和，土地肥美，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在先秦两汉有冶铁和铸币为致富产业，富庶繁华，历来是南北政权争夺之要冲。
南阳南阳民风
班固曾概括各地风俗不同的原因时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他认为民风产生的原因有二个。其一是自然地理，因水土物产导致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二是统治者所提倡的道德伦理观念和行为方式。所以南阳人既有盆地人特有的性格，风俗又随时代而变迁。
据《史记·货殖列传》介绍：颍川、南阳是古代夏人之国，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人敦厚老实。到了秦末，秦迁不轨之民于南阳。这里民俗混杂，好事，多商贾。好行侠义，北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史记在西周时南阳属于周南申国，到春秋战国时期又归属楚国，既受中原三晋儒法思想的影响，又受楚风轻剽、信鬼神之民俗濡染。
秦汉时期，南阳这一带民风多样，既好武，又多商贾，此地俭又夸奢，除商贾外还有农工渔猎，犯法之徒藏匿难制御。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是有名的治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民风为之一变，韩延寿、黄霸为太守时，倡导儒风，教化大行，化以笃厚，很见成效。班固称赞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但此地仍有古遗风，有三晋申子、韩非等法家刻害余烈，以当官为高，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人好口舌，爱打官司。“好争讼分异”，换句话说，就是这里的人“喜欢讨个说法”，如果讨不着说法，就自己解决，所以此地报私仇风气很盛。民风如此悍烈，这也是后来刘氏起兵的内在缘由。而别处起兵大都由于饥荒被逼无奈。
刘秀如此复杂的民风，多样的治国思想的确是锻炼才干的好地方，自汉兴以来颍川、南阳一带一直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曹魏、蜀汉核心人才也都来自这一地区。耳濡目染，给刘秀成才创造良好的环境，光武务过农，经过商，藏亡匿死，养过宾客，也游过学，羡慕过执金吾的威风。《后汉书》说光武好吏事，他一眼就能洞察真伪，他还在大司马严尤面前逞口才。可见法、道、儒都对光武产生过影响，但光武最终“以柔道治国”，这是比较后取舍的结果。
南阳豪族
南阳当地方圆数百里，可数的几处豪强。除刘氏外，还有邓氏、樊氏、李氏、阴氏。他们之间互相联姻，盘根错节，乱世中竟能组织起强大的政治军事组织。
南阳位置图南阳豪族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南阳一带的豪族子弟大都有游学之风。汉时读书不易，除《孝经》、《论语》等篇幅较小，家家可藏可读外，“五经”加各家经解都有几十万言，一部经几车也装不完，只有去拜名师授教。刘縯、刘嘉、刘秀、朱佑、阴识、邓禹、刘隆、张堪、朱岑都曾去长安游学，授《尚书》。游学是他们接受教育，结交才俊，观察政治动向，历练才干，登上仕途的必经之路。
这一政治势力，是跨地域性的，彼此间有共同的语言、兴趣、爱好、甚至性格，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目标。邓禹千里追投刘秀，冯异独降刘秀，北州将领在刘秀面临绝境时，仍毫不犹豫的带来一支劲旅投奔。甚至于有很多人舍家弃业，家破人亡，竟也毫无怨悔。共同的理想加人格魅力迅速以刘秀为核心组成政治集团，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强悍、顽强的战斗意志，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为了理想他们情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秀刘秀在长安期间，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结识邓禹、严光等人，他在长安已经小有声望，《东观汉记》说刘秀在长安，“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南阳大人往来长安，为之邸，暗稽疑议”。他的知识、才干是在这里打下的。与刘秀类似的儒生，也都有治国之才，邓晨、李通、耿纯等都没有为官经验，但初当郡守都能赢得民心，功课第一。
第二个特点，豪族族长、首领有绝对的权威。《白虎通》解释宗族，宗者，何谓也？宗尊也，为先祖主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圣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尚书》曰：“以亲九族。”
宗祧继承，礼家有“文家之礼”及“质家之礼”的区别。质家重“亲亲”，故“立嗣予子笃母弟”，而文家“尊尊”，故“立嗣予孙笃世子”，殷商为质家，周为文家。汉代以后的继承制，因汉武帝推恩令，质家成分有所增加，但西汉末年，文家之礼还是主流，豪族首领一般是家族长子。长子长孙在祭祀时有特殊地位，长子拥有大部分财产。例如舂陵候刘敞谦俭好义，尽推父时金宝财产与昆弟。郭皇后的父亲郭昌曾经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都赢得世人称赞。光武起兵时，家无十户之资。其次，长兄拥有绝对的权威，在其带领下，族人宾客心甘情愿与之生死与共。第三、兄死子承，从弟很难继承兄长家业和事业。刘秀对刘縯亲手创立的六部兵并无影响力，反而在日后成为劲敌。邓晨也无法组织起邓氏家族，实权在从兄子邓奉手里。这就是汉代所谓的“文家之礼”。
第三个特点，南阳豪族好理家、善理财、兼顾农商，富和廉相辅相成，他们在地方上人望很高。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称赞南阳人经商雍容大度，他说：“宛（南阳）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孔氏铁冶，修水利，通诸侯，慷慨经营，南阳人都爱效法。司马迁《货殖列传》总结汉代商人致富时说：“廉贾归富。”意思是：不贪一时之利、讲信用的商人，能多赚钱而终久致富。中国古代商人有讲诚信的历史传统，商人经典——《陶朱公经商十八法》称：“廉贾经商，取利守义诚信无欺、货真价实、称准量足。”
第四个特点，关东南阳豪族普遍孝廉，民风、士风质朴谨厚，孝悌仁义，扶微助困，爱仗义疏财，财富能聚能散，慷慨大度。穷奢极欲者罕有，因此他们能成为光武复兴的社会中坚力量，在古代中国也属罕见，这同明末人人自私，贪婪，放纵的现象大不相同，腐朽就意味着灭亡。
为富而仁，是当时的民风，例如刘秀的外祖父樊重为南阳大姓，善于理财，对于乡邻向来不吝啬，除了广置田产外，“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其中典型事例是“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讲富和仁的关系时，讲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
刘秀在这种情况下，两汉之交以豪族地主为核心的武装，所向披靡，汇聚了天下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才，其组织力、战斗力远非农民起义军可比，农民起义毫无成功的希望。
富而能有礼，这对于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有启发。
第五个特点，豪强们家族意识浓厚，又崇尚名节，人人都有血性之勇，好争讼，争讼不过则报私仇，甚至冤冤相报。有了委屈他们就散财结客报吏，汉代的宾客受惠于主人，为报私恩愿以性命相搏，官方经学倡导复仇，对血亲复仇的判决往往宽大处理。复仇是当时的民风，甚至蔓延到官吏。赤眉起义源于吕母杀吏，刘嘉、刘玄也是杀吏逃亡。汉代复仇主义宣扬果敢勇烈，激励人们自强，有其积极意义。
但刘秀对此并不赞同，他登基后，优待仇人朱鲔，多次宣布可以赦免隗嚣、公孙述。对报私仇的，他大兴牢狱，严厉查处报杀刘恭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