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作者小哥哥说文化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我认为就整体而言，从历史的既往事实看，书法的实用功能主要是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普及文化。古人教授幼童，皆有字书。汉时流行的三种字书是《仓颉篇》、《博学篇》、《爱历篇》，分别为秦始皇时的书法家李斯以及太史令胡毋敬，中东府令赵高所作。汉武帝时的大文字学家司马相如和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又分别撰成《凡将篇》和《急就章》。这些人在当时均以善书着称，他们亲手撰写，必定能扩大字书的流传与影响，增强字书所起的作用，可惜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字书因种种原因大都散佚了，只有《急就章》一书传了下来，继续充作幼童的启蒙读物，今本有34章，字，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三言、四言、七言的韵语。历代仍有书家乐于为其传写，以便应用。如三国吴时很有名的书法家皇象写有章草、楷书二体《急就章》,明代的朱克也有章草《急就章》。急就章书法家们更乐于书写的是《千字文》，千字文是继《急就章》之后的新的学童读物，编撰于南朝梁武帝时期。为了给皇族子弟提供一个好的识字课本，梁武帝命人从他极喜爱的王羲之字中摹榻下个不重复的字，每字一纸，杂乱无序，召给事郎周兴嗣编成字书。周兴嗣才思敏捷，一夜之间就编缀完毕，但须发皆白。《千字文》不仅四字一句，对偶工稳，押韵齐整，便于上口，易于记诵，而且还照顾到内容的编排，自然现象，社会生活、历史变迁，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无不包括，井然有序，煞费苦心，因而特别适宜于启蒙儿童的教育，它能流行下来，自有其内在原因。但是，这也与历代书法家们的功绩分不开。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古代着名的大书法家几乎都书写过《千字文》，并且往往一人所写者不止一本，也不止一种字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昊，辰宿列张”（《千字文》）。当我们吟哦着这朗朗上口的词句，欣赏着那精彩动人的墨迹时，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传播知识。千字文我国封建社会自汉代以后独尊儒术，长达近两千年，因而经书也就是指的儒家之书，具体来说有十三经：《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这十三经，大都曾经反复刻石，对儒家思想的传播真可谓是功德无量。历史上着名的石经有：熹平石经。经籍流传到汉代后期，文字错讹很严重，为了不使“俗儒穿凿，疑误后学”,议郎蔡邕于熹平四年（公元年）上奏灵帝，请求正定《五经》，即《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语》文字，并亲自以隶书书碑，使刻工镌刻于太学门外，为天下学者提供了一个权威的版本，碑立好后，来自各地的学者众多。《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见起到了多么重大的作用。正始石经刻于三国魏废帝（曹芳）正始年间（公元-年）,所刻经为《尚书》、《春秋》，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同时书写，故又名《三体石经》。亦立于洛阳太学前，与《熹平石经》并列。开成石经。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年）命于国子监两廊立石刻经，开成二年（公元年）刻成，共十二经（《孟子》除外）,全为楷书，字学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碑今在西安碑林，完好无损，至今仍是研究者和古籍整理者校勘经文的重要资料。春秋同时，佛道二教的经籍亦有刻石，如六朝崖峪的石幢上便刻有佛经，唐开元时玄宗还御书《道德经》上石。禅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金刚经》文是禅宗藉以弘扬的主要佛经，因而历代都有书家书写刻石，使其成为佛经中流行最广的一部，如泰山石经峪花岗岩溪床的大摩崖刻，河南洛阳徐浩的摩崖刻、以及王知敬、柳公权、苏轼所书的石刻等。唐太宗为玄奘法师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后，为广流传，着名书法家褚遂良即为之书写，立碑于长安慈恩寺雁塔左右，今仍在。后又有人翻刻于陕西大荔。同时又有五行满书刻于河南偃师县。尤其令人惊叹的北京市房山县西南白带山的石经，从北齐开始，历隋、唐、辽、金、元、明、历代都有人刻佛经于石洞中，现存经版万余块，以其数额浩巨，白带山名也改称作石经山。这实在称得上是佛教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桩盛举。最近，中华书局不惜投资，陆续将之影印成册出版，真可谓是功德无量之举。道德经作为一种传播工具，石刻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它毕竟一经刻成，只能固定一处，无法四散流布。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文化的需要，椎拓技术应运而生，它大约始于唐朱，既是我国印刷术发明前长期使用的复制方法，又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工艺技术。方法是将纸覆贴于碑（或其他金石）上，用外裹细绸的脱脂无油棉包蘸墨，均匀椎打纸面，无字处黑，有字处白，揭下便成墨地白字的复制品。有了这个方法，一切文字包括图像都可以化身千百，更便于推广流传，使用这个方法，碑石的性质就无异于后来雕版印刷术中雕版的功能了。碑石有功于印刷业，以纸墨柘碑，碑即可视作雕版的先驱，从雕版来说，它的发明却也就是受到石刻的启发。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说：“石刻既繁，木版亦因之而出。夫石刻毡椎，旷工废日，装潢裱背，费亦不赀（花钱很多）。因是群趋于刻板之一途，遂开书坊之利薮。此亦文治艺术由渐而进之效也。”最来一句话明确指出了“文治艺术”的实用效能，一亦即书法艺术对于古代印刷业的巨大贡献。然而，这种贡献还不限于雕版之术的发明，更表现在从古以来直至今天的版刻字体上，凡讲古籍，必称宋、元、明版，因其年代较早，错讹较少。殊不知其刻书亦往往爱用当时或前代名家字体，以求美观。《书林清话》卷七有《元刻书多用赵松雪体字》条，赵松雪即大名鼎鼎的赵盂颓。文中说：“元代不但士大夫竞学赵书，其时如官本刻经史、私家刻诗文集，亦皆摹吴兴（即孟颊）体。”并且至明代尚沿其法。除赵孟颊而外，象欧阳询、颜真卿和柳公权三人的字因其谨严精美，亦为古人刻书所爱用。书林清话随时推移，现代化的印刷业已非昔日可比，然而当我们捧着一本本装祯漂亮的散发着油墨香的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时，是否会想到书上字体的来源呢？它仍然与古人的书法有关！今日报刊最常用的是宋体字，亦即宋代刻书的字体（实为明体字）,特征是横细竖粗，横画末梢有一黑三角，而这就是颜真卿字体的改造。又如常用于文章标题的魏体字，直中有波，撇捺露角，外方内圆，笔端方棱，顿挫有力，完全就是北魏碑字，只不过加以规整化了而已。小编认为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象征，那么书法对于书籍字体的贡献，其功绩能够怎么估量呢？参考资料《中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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