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湛
一、李嗣真的确切籍贯是哪里？
《历代书法论文选》李嗣真《书后品》导语称：
李嗣真（？一），唐代书画家，字承胄。一说赵州柏（今属河北）人，一说滑州匡城（今属河南）人。
这两种说法到底以何为确，需找相关证据才能理清。
我查阅刘昫《旧唐书》、欧阳修《新唐书》，找到《历代书法论文选》李嗣真籍贯两说的依据。
《新唐书》列传卷十六载：
李嗣真，字承胄，赵州柏县人。
而《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载：
李嗣真，滑州匡城人也。
赵州柏人，即今河北隆尧县。滑州一般认为即今河南滑县，属安阳所辖。而今匡城为商丘市睢县一个乡。大概有历史区划变迁原因，但总之是在河南。两种唐书给我们提供的是两种籍贯的说法，到底何者为确呢？
我们再看《旧唐书》本传下文。其称李嗣真“父彦琮，赵州长史”。时柏人归赵州所辖。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解开两个籍贯说之谜的线索。答案应该是李嗣真祖籍滑州匡城，后因其父任赵州长史，遂落籍为柏人。也可能是李嗣真祖籍为柏人，后迁居滑州匡城。至李嗣真于唐长安为官，其称籍贯为赵州柏人，或称滑州匡城，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两种唐书均记载李嗣真卒后，武则天命人将其归葬乡里，并赠济州刺史。济州唐时属山东。赠官有和籍贯有关者，也有相邻籍贯地域者。
二、逸品中是否包含李斯？
李嗣真《书后品》中小标题列“逸品五人”，首论李斯。似乎逸品书家中包含李斯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看一下像上、中、下三流之三大等次之后均有评词、赞词一样，逸品之后也有评词、赞词，但评词中只评张芝、锺繇、羲之、献之，并无一句言及李斯。而赞词却云：
赞曰：仓颉造书，鬼哭天廪，史籀堙灭，陈仓籍甚。秦相刻铭，烂若舒锦，锺、张、羲、献，超然逸品。
其论将李斯与仓颉、史籀并称，而“超然逸品”的评语显然是针对锺、张、羲、献四贤的。
故从逸品之评和赞词看来，并没有包含李斯的意思。其言李斯，就像前面列举的仓颉、史籀等对中国书法早期做过贡献的历史人物一样，只是一种溯源、述史，而不在李嗣真的十等品评之列。
我们再从李嗣真的品评时代背景语境作考察。李嗣真是主要生活于武则天时代的人物。早在南朝末年即已逐渐形成张、锺、羲、献为一流书家的观念。庾肩吾《书品》将张芝、锺繇、王羲之三人列为上之上最高品次。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则将张、锺、羲、献并列，将四人推到雄视书史的高度：
张芝惊奇，锺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
和李嗣真同时代的孙过庭在《书谱》中辟头即说：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锺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
又称：
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
他们推出的书史一流书家都没有包括李斯。无疑，李斯对书法的历史发展贡献也很大。就小篆而言，大概古往今来，没有人能超越他。但篆书毕竟已退出书写历史，李斯就像仓颉、史籀等一样，代表的只是书法的渊源、历史。李嗣真作《书后品》称“始于秦氏，终于唐世，凡八十一人，分为十等”，但实际上其所列为八十二人，这多出一人是怎么回事呢？依据上面对逸品评赞之词的分析，我们初步判定，李嗣真最初论列逸品是不包括李斯的，但后来他又在“张、锺、羲、献”之前增加了李斯，造成逸品名单李斯与四贤分开列叙，而不是与其他品评同一等级一次列出。
三、李嗣真增列李斯为逸品的思想背景动机
李嗣真《书后品》品评人物自称八十一人，实际却为八十二人。言张、锺、羲、献超然逸品，却又前加李斯成五人，这些自相矛盾处，难道是李嗣真行文粗疏，未及修订造成的吗？
旧新《唐书》李嗣真本传均记其才学了得。其弱冠明经举，而入仕。随即因才学被诏入弘文馆，时与馆内年轻学士刘献臣、徐昭并称“三少”。高宗东封泰山还，追赠孔子为太师，命司文郎中写祝颂文，但文成高宗不满意，又让李嗣真写，李顷刻而成，高宗甚为满意，就马上升其职两级。李嗣真敏于文词，他对唐室仍沿用的《堂堂曲》，其流讹所致有“侧堂堂、桡堂堂”谣传，其谏曰恐造成对朝廷危机。李对文词之敏锐，于此可见一斑。两唐书并称李博学晓音律，兼善阴阳推测之术，列其著述还有《明堂新礼》《孝经指要》《诗品》《画品》。可见李不仅博学，还有志诗、书、画之系列品评著作。其断不会有为文粗疏之情况。倒是其思维细密，当有修订文稿之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书后品》全文收录于中晚唐时期张彦远《法书要录》，当不会有严重传抄错误。而我们细读《书后品》全文，其序、分列书家、评、赞，语言精当，条例分明，当为厘定之正文。
如前所述，李嗣真已在庾肩吾《书品》到孙过庭《书谱》将张、锺、羲、献在九品之上列为超一等逸品，又为何增加李斯呢？
我们考察李嗣真身处武则天以武周代替李唐国号之时代，大有群臣恢复李唐王朝正统的呼声，而李斯正好为李姓。李嗣真于《书品》中增加李斯为逸品，凸显李氏之地位影响，其中是否包含有以书法影射政治，潜在呼吁恢复李氏正统的春秋笔法？
李嗣真也是李姓，其籍贯柏人，实际上与李唐帝王同一故里。是否为远祖同宗，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就使得李嗣真与李唐皇室有了一种较为特殊的亲切情结。据立于开元年间的《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碑》载，正是在唐高宗执政期间，其敕令于柏人“为像、为陵、置寺焉”，并敕置寺额“光业”，追封其先祖李熙为宣皇帝，追封李天赐为光皇帝，敕名李熙陵为建昌陵，李虎陵为延光陵。这些李唐皇室对祖籍故里先祖的建陵追赠活动，不可能不对颇受李治赏识的李嗣真产生影响。武则天临朝后，尝问李嗣真如何处理李、武两姓子孙，李嗣真以程婴、杵臼存赵氏孤儿谏之，才使得唐中宗李显得以保全置于皇权斗争危险中的性命。
武则天临朝，追赠周文王、周武王及武则天五代祖至其父各皇帝称号，武氏宗亲多封王。武则天又宠信张易之等，真是礼坏乐崩。李唐宗室及诸大臣不断积蓄希望早日恢复李唐宗庙的潜在意愿。在武则天统治之下，这些意愿是不能公开表述的。大约李嗣真于武则天当政之时初著《书后品》。但当其受到酷吏来俊臣之迫害，则更坚定了要恢复李唐王朝的政治思想。而他的这一政治思想不能明说，在大形势尚不允许的情况下，只能在《书后品》中以春秋手法隐约含蓄地表述出来。
其时酷吏来俊臣构陷诸多朝廷栋梁忠良大臣，如狄仁杰等。针对来俊臣的恶行，李嗣真向武则天谏言：这是离间君臣的恶行，恐损害国家社稷。但未被采纳。李嗣真后遭贬谪出任潞州刺史，又遭来俊臣诬陷谋反，被流放岭南。李嗣真一介被贬外任之文臣，如何能被诬陷谋反？无非是像宋代的苏轼、宋江一般，被诬有反诗、反言而已。当时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大周，其最大的政治隐患就是担心臣下的不满和一些人恢复李唐宗室的企图。来俊臣构陷李嗣真的理由，或许就是主张恢复李唐宗庙的思想言论。
史载李嗣真善于推算预测，其后从岭南诏回，途中卜算自己将不久于世，让桂阳的朋友为他准备棺木，后李嗣真果暴卒于桂阳。但他的卜算实际就是一种客观分析的结果。他如果真的顺利回归朝廷，以他曾经参奏来俊臣离间君臣恶行，势必会使来俊臣辈遭到惩处。所以他于桂阳的暴死，很有可能就是为政敌所害。
依据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看《书后品》原文对李斯的评语：
右李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绝。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钧强弩，万石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遗宝。
谈书法之宗，而谈到传国玉玺，这不是在暗示，李唐拥有传国之玺才是庙堂之正宗吗？
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先后有大臣徐敬业和李唐宗室李冲、李贞起兵反周，但均被镇压。
神龙元年（年）正月，也就是李嗣真卒后9年，宰相张柬之、崔玄暐，联合禁军桓彦范、敬晖以及袁恕己等以兵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奉皇太子李显复位，是为唐中宗。尊武皇为则天大圣皇帝，是为神龙革命。二月，复国号为唐，所有典章制度，一律恢复到唐高宗永淳年前，武周灭亡。
李嗣真的政治理想终于由张柬之等大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