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书是中国古代文献复制的主要形式之一。佣书者受雇于人，以抄写书籍为业，在换取佣金的同时，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佣书作为一种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必须擅长当时社会认可的标准书体。佣书对有志于学的人是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为知识积累和进身入仕准备了条件。对绝大多数佣书者来说，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全靠人工抄写。这些人受雇于贵族官府、书贾书肆、富豪士人及寺庙道观，为之抄写书籍以换取佣金的职业在古代称为“佣书”。古代的班超、阚泽、刘芳、王僧孺和朱异均为学者型官员，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均在青少年时期，由于家贫而被人雇佣抄书，以此谋生，并边抄边读，自学成才。 古代得书不易，读书要靠自己抄写。东汉初期，经师开馆较普遍，读书人多，对图书的需求量也扩大了，逐渐出现了以抄书为业的人。班超是《汉书》作者班固的弟弟。据汉代的《东观汉记》记载：“班超家贫，为官佣书”。所谓佣书，就是雇佣别人抄书。班超是在班固做了宫中藏书的校订吏（校书郎）之后，通过其兄的介绍而获得了这份差事的。 班超在抄书的过程中，熟读群书，增长了知识才干。后投笔从戎，于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追随窦固追剿匈奴。后奉命率官兵赴西域，屡立战功，巩固了东汉帝国在西域的版图，保护了西域各族人民的安全，疏通了丝绸之路。永元三年（91年），班超任西域都护，封定远侯。 阚泽是三国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其祖上世代务农，家庭十分贫困，没钱读书，但他从小热爱学习，靠刻苦自学，做到粗通文墨。同时，他又学习东汉班超的经验，代人抄书，边抄边读，抄写一本，背诵一本。他越抄越多，越背越多，脑子里积累的文章越多，学问也越来越大起来。几年下来，阚泽成为满腹经纶、多才多艺的学者。 阚泽才俊之名日显后，被孙权察举为孝廉而进入仕途，先后当过钱塘（今杭州市）长、郴（今郴州市）令。孙权称帝后，又擢升他为尚书，封都乡侯，后又授中书令，加侍中，拜太子太傅。 阚泽是孙权的得力谋臣，很受孙权的赏识和重用。由于他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在朝廷中遇有重大问题，孙权总要请他来发表看法。有一次，孙权问古人的文章哪篇最好，阚泽推荐了贾谊的《过秦论》，其目的是要孙权实行仁政、王道，巩固吴国政权，避免重蹈秦代覆辙。孙权接受了其建议，反复阅读了《过秦论》，并时时将秦朝的覆亡作为前车之鉴，警惕自己少犯过失。 又有一次，中书典校郎吕壹犯罪——他诬陷宰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人，有人提出应该处以火刑或者车裂，孙权询问阚泽是否可以。阚泽回答说：“在现在这个兴盛英明的时代，如果是贤明的君主，是不会采取这样的酷刑的。”孙权采纳了阚泽的意见。 阚泽一生为孙权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对孙权建立吴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赤壁大战之前，他还不避生死，替黄盖前往曹营送去诈降书，并以超人的智慧和胆识瞒过奸诈的曹操而取得初步成功，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埋下了引线。 阚泽学识渊博，于儒学经传之外，还精通天文数学，曾主持过当时修正历法的工作。后来阚泽病死，孙权难过得几天没有吃饭。 北魏的刘芳也是靠佣书成才的，而且官至国子祭酒。刘芳是彭城（今徐州市）人，他是刘邦弟弟、楚元王刘交之后。其家境贫苦，少年时代经历坎坷，但却聪敏过人，笃志攻典，白日为和尚们抄写经书以自给，晚上则诵读到天亮。因为他的字写得好，所以其收入比较丰厚，他抄一卷经书可获得一匹细绢的报酬，每年可赚余匹，换言之，3天左右，他便可抄好一卷经书。后来刘芳步入仕途，因其学识超群而升迁为国子祭酒。 南朝梁代的王僧孺也是通过佣书成才的。他是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家境贫苦，幼年好学，6岁能写文。他成年后，靠为人抄书来养家糊口，书被他抄写完毕之后，其内容也被读懂了。他无书不读，其文丽逸，多用新事，多数是为人所未见的，南梁文学家任昉赞美他“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王僧孺后来进入仕途，先后任治书侍御史、钱塘令、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尚书吏部郎等职。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聚书万卷，多为异本。 和王僧孺同时代的朱异也是靠佣书成才的。朱异是吴郡钱塘人，青少年时期，因为家贫，靠为人抄书谋生，抄写完毕之后，书中内容尽数吸收。他熟读了五经，对《礼记》和《周易》尤其精通，同时，他涉猎文史，兼通杂艺，也擅长博弈书算。朱异于21岁进入仕途，梁武帝萧衍亲自对他进行面试，他就《孝经》和《周易》侃侃而谈，受到萧衍的赏识，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后升迁为右卫将军、中领军兼中书舍人。 贫穷是可怕的，对于古人亦是如此，但总有一些人能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在命途多舛之时奋发上进。班超、阚泽、刘芳、王僧孺和朱异等人便如此，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佣书自学成才，最终为一国效力。（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