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白癜风公益活动 http://nb.ifeng.com/a/20180503/6548169_0.shtml北方重视儒学，其原因有三：一是异族统治的需求。这种需要包括制度和精神两方面，制度方面的需要是为了适应新经济形态下的统治，北方民族的游牧管理方式很难在中原施政，而只能靠传统儒学积淀下来的治国经验。精神方面则需要靠儒学来拉拢并控制世家大族。二是晋亡的镜鉴。清谈误国的说法，不仅南朝有，北朝也有，而且北方对其感悟更甚于南方。另外，玄学的高深与北方民族精神格格不入，少数政权对汉族文化略通而已，高深的玄思很难领悟，这使其本能地排斥玄学。苻坚在王猛去世时，遵从王猛之旨，偃武修文，增崇儒教，其中就有“禁老、庄、图谶之学”一项。《老子》、《庄子》为“三玄”之二，是玄学之根基，黜老庄以表示其从根源上杜绝玄谈之虚妄。三是夷夏一体的心态。少数民族欲统治中原必先获得正统身份，即脱掉夷虏的帽子，穿上华夏的衣冠，而正统身份的获得在于对儒家文化的传承，《晋书·苻坚载记》载苻坚曾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希望不以自己异族的身份而废周孔之微言，突显了自己是文化正统继承者的姿态。南北不同的学术取向，引导出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念。北朝儒学的精神在于经世致用，其目的是通过辅佐圣王以建立不朽功勋，以此，事功心态对文学之影响较为突出。北朝较为代表的碑铭墓志的大量创作，其目的即是为了彰显墓主在世时的功德，因此历数墓主之行为，并适度夸大之，以符合功业心理。碑铭墓志能够彰显父母之德，符合《孝经》里所说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要求。传统儒家的思想精髓、精神境界、人生追求，充分体现在墓志对传主的生平评价中。北朝碑铭墓志作品大大多于南朝，实为事功心态突出的表现。相比之下，儒学在南朝发展较为缓慢，如晋孝武帝太元元年（）谢石上书请兴复国学所言：“大晋受命，值世多阻，虽圣化日融，而王道未备，庠序之业，或废或兴。”而此时玄学地位日高，南朝刘宋文帝时期，儒玄史文四馆之成立，正表明玄学可以与主流之儒学并驾。晋朝对于清谈误国的总结，只停留在事功与务虚之间关系的层面，却并没有触及玄学学理的根基，因为玄学的基础——门阀士族的文化旨趣，并没有受到实际动摇，以此，思想界仍然弥漫浓厚的玄谈之风。至梁朝以后，佛学、玄学更是蔚为大观，儒学之地位仍处末流。儒学之风，也始终没能对南朝文学产生巨大的推动性作用，反而是玄学、佛学，成为引领此时文学发展、激发文学创新的主要学术动因。重实用与重性情之分化。北方十六国胡族政权对汉族士人的叙用，是出于内理国政，外事武功方面的考虑，很少仅以文学才能优瞻而对其进行辟用的例子。因此，《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说：“其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往往而间出矣。若乃鲁徽、杜广、徐光、尹弼之畴，知名于二赵；宋谚、封奕、朱彤、梁谠之属，见重于燕、秦。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争。竞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周书》中所提到的十六国时期的作者，几乎在文学史上毫无痕迹，这一现象说明，以实用精神为主导的创作，只能是为政治服务的附庸，并不能对文学的演进提供多少有益养料。令狐德棻称此时“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的大环境，乃是北朝文学发展缓慢的客观因素，频繁的战争，一方面使作者无暇顾及文学创作，一方面使文学趋于实用，性情的抒写稍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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