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宋绍兴九年（），诏准秦桧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十三年，从秦棣议以拓本颁赐各地州学。十四年，从汪勃议命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当时至少有五州二府二军落实此事。高宗刊刻御书《孝经》的政治动因在于表彰圣孝，平息绍兴和议带来的谤议。学界认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仅存残石，笔者近于阳新县博物馆发现了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完整实物，且石刻后附有久佚的秦桧跋。通过校勘发现，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来自唐玄宗本《孝经》，是研究《孝经》文本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新发现的秦桧跋也启示我们，应当改变“南宋太学石经”中没有《孝经》的传统认知，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
作者简介
吴雪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学文献、宋代目录。
南宋绍兴年间，曾以高宗御书真草《孝经》刊石，这件事在《宋会要辑稿》《玉海》等史籍中有零星的记载。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有其重要价值，可与同是高宗御书石经的“南宋太学石经”并举。遗憾的是，近代对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做研究者，仅张国淦之《历代石经考》。其《南宋石经考》后附《高宗真草孝经》，通过脞录史志资料，指出五地州学曾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1]，但是并未展开讨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各个方面。
由于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相关研究匮乏，学界论及此事，往往产生淆乱。如王玉德以为：“高宗宣示吕颐浩等御书《孝经》刻石，赐见任官及学生。”[2]其实高宗御书《孝经》刻石与吕颐浩无关。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云：“据《湖北金石志》等南方金石志载录，近代仅存湖北兴国州学刻立的一件地方石经残石。”[3]“地方石经”，即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笔者通过实地走访，发现这件仅存的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并非“残石”，缺少部分其实见于《鲁国之图》碑后。另外，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后附秦桧跋文。此跋在《三巴孴古志》中录有残篇，杨守敬等学者以为全篇已佚[4]，而笔者在《鲁国之图》碑后发现了绍兴九年秦桧刊《孝经》的完整跋文，可补史载之阙，也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高宗御书《孝经》的刊石过程、意义价值。
本文考辑相关史料，结合阳新县博物馆藏兴国军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对高宗御书《孝经》的刊石过程、刊石原因、存佚情况、价值等问题进行探究，以供学界参考。
一、宋高宗御书《孝经》的刊石过程
高宗御书《孝经》刻石的完整过程，其实包括秦桧刻石、州学刻石两个步骤。由于高宗多次书写、颁赐《孝经》，易误判刊石所据底本。且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实物多已佚失，前辈学者没能看到秦桧跋文。因此，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刊刻过程未得到系统的梳理。今将其刊刻过程梳理为三个阶段。
（一）绍兴九年（）六月十三日，高宗以御书《孝经》赐秦桧，秦桧力请刊石。刊石自六月十四日始，至十月一日竣工。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云：“宰臣秦桧乞以上所赐御书真草《孝经》刻之金石，以传示后世。上曰：十八章，世人以为童蒙之书，不知圣人精微之学，不出乎此也。朕宫中无事，因学草圣，遂以赐卿，岂足传后？桧请再三，乃从之。”[5]大体描述了事件的原委，高宗以御书《孝经》赐秦桧，又在秦桧的再三请求下，同意将此御书《孝经》刊石。至于这次御书《孝经》的颁赐是在何时，诸史所载略有分歧，详见表1：
表1
《宋会要辑稿·崇儒六》
（绍兴九年）六月十三日。宰臣秦桧乞以上所赐御书真草《孝经》刻之金石[6]。
《玉海·圣文》
(绍兴)九年六月辛丑。书《孝经》赐秦桧。十三日庚戌。一云辛酉。秦桧乞以上所赐御书真草《孝经》刻之金石[7]。
《玉海·艺文》
（绍兴）九年六月十三日辛酉，宰臣桧乞言上所赐御书真草《孝经》刻之金石[8]。
以上三说，皆云秦桧是在绍兴九年六月十三日，请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只是纪日干支有别：一云“庚戌”，一云“辛酉”。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九年六月朔日干支为“已酉”，则十三日干支为“辛酉”，绍兴九年六月并无“辛丑”日、“庚戌”日。另外，新发现的兴国军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后附秦桧跋曰：“绍兴九年六月辛酉，皇帝以手书《孝经》赐臣桧……敢请用故事刊诸琬琰，以布宣主德。”据此，高宗颁赐御书《孝经》、秦桧请求刊石，皆在绍兴九年六月十三日辛酉。《玉海·圣文》既云“六月辛丑”，又云“十三日庚戌。一云辛酉”，疑是拼凑多种史料所致，当以原石所云之“辛酉”为是。秦跋又云：“越翼日壬戌鸠工，十月戊申告成。”据此，知次日（六月十四日壬戌）即延请工匠，至十月一日（戊申）刻讫，历时三月有余，计一百又七日。需要注意的是，绍兴九年的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只是秦桧的个人行为，尚未推广至全国的州学。
（二）绍兴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从湖州守臣秦棣所请，颁秦桧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拓本于各地州学。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三年，知湖州秦棣提议以御书经史“墨本”颁赐天下州学[9]。正月二十五日准奏施行。《宋会要辑稿》云：“（绍兴）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诏亲书经史，令户部尚书张澄将行在见有墨本，先次计置，颁降施行。”[10]至于具体颁赐了哪些“墨本”，《玉海》云：“（绍兴）十三年，颁御书《孝经》《周官》《中庸》《羊祜传》于天下州学。”[11]可见颁赐天下州学的“墨本”中有《孝经》。那么这个《孝经》“墨本”，又是哪个本子呢？
笔者认为，这个《孝经》“墨本”，即绍兴九年秦桧刊石的高宗御书《孝经》拓片。原因有二：其一，检诸史籍，绍兴十三年之前的高宗御书《孝经》刊石，仅绍兴九年一次。其二，结合史志资料及实物来看，建康府学、遂宁府学、兴国军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之后，皆有绍兴九年的秦桧刻石跋文（详见下文）。
（三）绍兴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从御史汪勃所请，命各地州学以绍兴十三年所赐高宗御书《孝经》拓本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
《玉海》云：“绍兴赐御书《孝经》。十四年七月辛未，诏诸州以御书《孝经》刊石，赐见任官及系籍学生。时已颁于郡庠殿中。”[12]所谓“时已颁于郡庠殿中”，指前一年（绍兴十三年）已将御书《孝经》颁赐天下州学。高宗御书《孝经》颁赐之后，各地州学多置御书阁中妥善保存，流传并不广泛。直到绍兴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方命各地州学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此事乃御史汪勃之提议。《宋会要辑稿》载汪勃云：“窃观陛下万机之余，亲写《孝经》……乞令诸郡募工摹刻，自郡达县，自县达乡，皆使家藏而户晓，庶几普天之下，风俗旷然而大变。”[13]汪勃提出，刊刻御书《孝经》，可以改易民间风俗。
目前还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州学遵诏将高宗御书《孝经》刊石。笔者爬梳史志，考定至少有五州二府二军曾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其中仅常州学、湖州学、建康府学、遂宁府学、兴国军学五处的刊刻时间、主持官员可以考知。总体来看，刊刻时间一般是在绍兴十四年至十五年之间（详见下文）。
二、宋高宗御书《孝经》的刊石原因
高宗在位期间，时常书写、刊刻、颁赐儒经。高宗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与其热衷的书法艺术、自发的儒家修养有关。《玉海》载高宗语，谓：“学写字不如便写经书，不惟可以学字，又得经书不忘。”[14]另一方面，高宗也有深层次的政治考虑，即通过颁赐儒经，传达一种“崇儒重道”的政治理念，促进南宋初年统治秩序的构建。
值得深思的是，众经之中，高宗尤其推重《孝经》。仅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玉海》《宋会要辑稿》，便有三次高宗书写、颁赐《孝经》的记录：绍兴二年八月赐宰执，绍兴七年九月赐向子諲，绍兴九年六月赐秦桧。正如《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所云：“若《孝经》之赐者，不可概举。”[15]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册》绢本[16]，其上即有宋高宗亲自抄写的《孝经》。绍兴十三年颁赐天下州学的御书有《孝经》《周官》《中庸》《羊祜传》，但次年仅以《孝经》刊石，更突显了《孝经》在御书诸经中的独特地位。高宗如此重视《孝经》，自然有其深层次的政治动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御书《孝经》刊石，宣扬圣孝，从而平息反对宋、金议和的言论。
高宗一朝，面对宋、金对峙局面，朝廷内部分裂成了势如水火的主和、主战两派，而高宗主张讲和。如何消弭两派间的矛盾，达成宋、金议和的共识，成为一个政治难题。绍兴八年六月，高宗派遣王伦出使金国，商讨议和事宜，但“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17]赵鼎旋即上书曰：“陛下宜好谓之曰：讲和诚非美事，以梓宫及母兄之故，不得已为之……群臣以陛下孝诚如此，必能相谅。”[18]提出高宗可借“孝诚”来堵反对众臣之口。高宗对赵鼎的提议深以为然，从此“孝诚”成了高宗主和的重要说辞。《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云：“（高宗）愀然谓宰执曰：先帝梓宫果有还期，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是太后春秋已高，朕早夜思深，欲早相见，所以不惮屈已冀和议之成者，为此也。”[19]我们不难推测，绍兴九年六月那次《孝经》刊石，其实是绍兴八年高宗决心与金和议的连锁反应。虽说经过秦桧的“再三请，乃从之”，应当也迎合了高宗的心理。秦桧跋曰：“恭惟皇帝陛下，孝弟之至……俾小大之臣，比意同为，以赞圣治。”极力宣扬“孝弟”，也是对主和派道德准则、政治立场绝对正确的强调与回护。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绍兴和议达成。绍兴十二年八月，徽宗梓宫、高宗生母韦后回朝。和议虽已达成，主和、主战之争，却从未消弭。直至后世的朱熹，仍谓：“讲和本意，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灵，中不为息兵待时。只是怯惧，为苟岁月计。”[20]可见当时战、和争议之大。面对这种境况，宣扬“孝诚”仍是良计。因此绍兴十三年正月，便以御书《孝经》拓片颁赐州学；绍兴十四年七月，即诏令以御书《孝经》刊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载录显示了刊石的内核目的：“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独擅圣人之德，上天昭监，果定和议于众论鼎沸之中，极天下之至养。望降明诏令募工摹刻，使家至户晓，以彰圣孝。”[21]所谓“众论鼎沸”，可见当时反对宋、金议和的呼声之高。而“以彰圣孝”，则突出了主和派的重要噱头。由此可见，诏令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真实目的在于平息反对议和的言论。正因如此，高宗御书《孝经》的刻石，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主和派的积极推动：积极促成御书《孝经》刻石的是秦桧；奏请将御书《孝经》石刻拓片颁赐天下州学的，是秦桧的胞弟秦棣；而提议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的汪勃，则是秦桧擢用的“执政二十八人”之一[22]。
三、宋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存佚情况
绍兴十四年七月诏令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后，有多少地方落实此事尚未可知。《经义考》中列出建康府学、湖州学、常州学三处[23]。《历代石经考》增列广州学、兴国军学二处[24]。笔者检阅史志，又发现了太平州学、严州学、遂宁府学、江阴军学四处。又，恭州学、兴化军学也被颁赐了高宗御书《孝经》墨本[25]，但具体刊石与否不可考。现将可考的九处儒学刊石情况介绍如下：
湖州学。《（嘉泰）吴兴志》：“高宗皇帝御笔御书《孝经》。在州学。绍兴十四年，太守张守立。”[26]按：“张守”，当作“张宇”。据《（景定）建康志》：“（绍兴）十四年甲子。二月二十二日……张守知府事。”[27]则绍兴十四年，张守知建康府，不知湖州。张宇，字泰定，晋陵人。知湖州，绍兴十四年十二月到任[28]。刊石时间当在绍兴十四年十二月。《（同治）湖州府志》云“石佚”[29]。此刻今未见，盖已亡矣。
常州学。《（咸淳）重修毗陵志》云：“高宗皇帝御书《孝经》石刻。守臣林祖洽立。在州学御书阁。”[30]又云：“（淳熙）十四年（），林守祖洽建御书阁三楹，藏高宗所赐六经墨本、《孝经》石刻。”[31]林祖洽，字符礼，明州鄞县人，淳熙十三年二月至十五年二月知常州。则立石时间当在淳熙十四年前后。诏令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是在绍兴十四年，则该石或为林氏补刻。《（光绪）武进阳湖县志》云“佚”[32]。此刻今未见，盖已亡矣。
广州学。《（道光）广东通志》云：“高宗真草《孝经》残碑。经文不录。存。”[33]目前《广东碑刻集》《越秀碑刻》二书网罗岭南宋碑较为详尽，皆未涉及此刻。访诸广州学遗址、广州博物馆（广州学碑刻多数迁置广州博物馆），亦未见此刻，盖已亡矣。
（安徽）太平州学。乾隆间成书的《经义考补正》云：“今安徽太平府有石刻《孝经》。一行真书、一行草书。不知何年、何人书立也。仅存《开宗明义章》《卿大夫章》。”[34]当即高宗御书真草《孝经》石刻，乾隆间尚存残石。晚清民国间赵绍祖《安徽金石略》、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未著录。此刻今未见，盖已亡矣。
严州学。《（景定）严州续志》云：“御书《孝经》、御书《赐学官诏》。右并立石大成殿。”[35]《（万历）续修严州府志》仅录“绍兴御书籍田手诏碑”[36]。此刻今未见，盖已亡矣。
建康府学。《（至正）金陵新志》云：“高宗书《孝经》……守臣晁谦之刻石郡学，桧及谦之跋于下。”[37]晁谦之，字恭道，其先澶州清丰人，南渡后徙居信州，绍兴十五年四月十一日至十八年三月知建康府[38]，刊石当在此间。《（至正）金陵新志》又云“经火不全”[39]，至《（乾隆）上元县志》则云“今亡”[40]，知此刻元代已残，清乾隆时已佚。此刻今寻访未得，确已亡矣。
遂宁府学。《（雍正）四川通志》：“遂宁县……宋徽宗御书《孝经》碑。真草分行。在学宫内。”[41]按：“徽宗”，当作“高宗”。遂宁县，绍兴间为遂宁府。此刻末署“左承议郎知遂宁军府兼管勾公事臣苏符立石”[42]，苏符于绍兴十四年五月至十六年十月知遂宁府[43]，刊石当在此间。《湖北金石志》云：“昔过遂宁学尝访之，杳无片石。询之学宫弟子，云同治二年（）滇逆围城，学在城外，毁矣。今学新修，董其事者无一好古之人。大约磨作阶除，砌诸墙垣，兵燹洊经，古刻零落，殊可叹也。”[44]此刻今未见，盖毁于同治战乱后[45]。
兴国军学。绍兴十五年九月兴国军主管学事宋时刊。此刻今全存。详见下文。
江阴军学。《（崇祯）江阴县志》云：“文庙在县治东南，即宋军学……知军颜耆仲重修东序，拓泮宫外门，建御书阁。藏真宗《文宣王赞》、徽宗《付河北籴司御札》及大成殿额、《八行八刑碑》、高宗御书《孝经》。”[46]此刻今未见，盖已亡矣。
为便读者检阅，列表2汇总于下：
表2
刊石地点主持官员刊石时间目前存佚1湖州学张宇绍兴十四年十二月佚2常州学林祖洽淳熙十四年佚3广州学未详未详佚4（安徽）太平州学未详未详佚5严州学未详未详佚6建康府学晁谦之绍兴十五年四月至十八年三月间佚7遂宁府学苏符绍兴十四年五月至十六年十月间佚8兴国军学宋时绍兴十五年九月存9江阴军学未详未详佚兴国军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为今寰宇内之仅存者。另外，广州学、遂宁府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虽已亡佚，但前人有较详细的著录，藉之亦可略见其状。
（一）鲁殿灵光：阳新县博物馆藏兴国军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
杨守敬《湖北金石志》云：“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存。真草书。在兴国州学。”又云：“止得其半。不知其为两面刻，拓者遗其一面？或有两石，一石已佚？均未可知。”[47]
兴国州，绍兴间为兴国军，今为湖北省阳新县。杨守敬所见应为一半拓片，故生漏拓或已残之疑虑。笔者实地寻访，发现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尚存全石，解决了杨守敬的疑问。杨氏未见的部分，实在《鲁国之图》碑后。《鲁国之图》碑旧嵌兴国军学壁上，碑后刻的高宗御书《孝经》隐入墙中，未被发现。直到儒学拆迁，高宗御书《孝经》方显真容，但是一直没有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