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一叶禅儿
编
一缕墨香
《史记》为了宣示孔子的智慧，特意将孔子列于世家，为孔子的弟子和汉代儒林写了两篇列传，又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列了孔子作《春秋》的主要思想。
作为历史著作，《史记》对待古代文化名人之如此处理，是绝无仅有的。
《史记》
为此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史记》对孔子智慧和道德论述的价值何在？试析言之。
赞赏周道的治世精神《太史公自序》关于《孔子世家》的提要概述说：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
孔子世家
正是因为这个“王道”引起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思想共鸣，于是在瞻仰了孔子故居、徘徊而不愿离去的同时，他们的虑念也就回到遥远的古代。
《太史公自序》记司马谈教导儿子司马迁的时候所说：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这正追述了整个“王道”的发展史。
司马谈
而在“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的情况下，孔子不怕牺牲，“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就是要复兴“王道”。
《史记》在总结历史经验、分析事势总体发展中，还认为：具有大一统本质精神的“王道”才是治理乱世的最佳方案，才是使中原文明能够维持的政治保证。
《史记》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如此不畏困苦，不遗余力地宣称克已复礼、君臣父子、必也正名等。
其坚毅果决、矢忐如初的豪情，正是受到了周道精神的鼓励，其信心与力量正是来自他坚信为正确的周道。
孔子
《史记》基于对现实社会辉煌成就的歌颂，站在汉代已经再次实现了真正大一统的时代，来追述孔子的周游列国、编修六艺，其最终的主旨还在于宣扬周道的治世精神。
肯定民族文化中的主体作用追迹儒家经典的整理与传承，肯定其在民族文化中的主体作用。
《孔子世家》论赞说明，《史记》之仰孔子为“至圣”，就在于：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孔子传教图
《史记》为孔子立世家，引起历代学者讨论，但《史记索隐》《正义》都还是阐释了《史记》的看法，因为孔子是“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
“教化之主”是关键。
上述《孔子世家》提要在“以达王道”后接着说，“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就是说明了要列孔子于世家的根本原因。
孔子世家
司马迁以其敏锐的观察力，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精神依靠和传承渊源。
因为六经正是周道治世精神的凝聚，如先王政典、乾坤变易、礼乐损益、区域故俗等，正是上古时代发展中关于哲学、政治、社会、历史等的思想精髓。
它体现出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大一统社会的典则、楷模。
由此我们看到了《史记》肯定孔子为“至圣”的无限价值。
孔子传教
六经确立以后，以其强劲的思想内涵在不断地传承中，排除了其他文化的干扰和侵害，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精神。
《史记》的记述，两千多年来使中华大地上的民众从中获取了无限的教益，《史记》的历史眼光功不可没。
赞扬平民教育的开创之功肯定孔子实施平民教育、私家教育的开创之功。
孔子智慧表现在教育方面尤为充分，他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使他成为我国古代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
六艺是他教育弟子的必要内容，既宣扬了先王的政绩和他们仁德的诱人光辉，也使儒学的传承有了切实可靠的保证。
如《儒林列传》所述：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土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依托于弟子们的传承效应，使儒家主体文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并起着强有力的同化作用。
孔子传教
正如《儒林列传》所记：“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公孙为学官，悼道之郁滞”。
而建议“补博士弟子”所产生的“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都是这种传承变化脉络的生动写照，儒学的生命力也在于它具备保持基本精神原则下强劲的适应力。
赞扬《春秋》的记事精神在《太史公自序》中，称述《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能充分体现王道”精神是《春秋》的最重要的职能，所以《春秋》是“礼义之大宗”，“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
这里，《史记》是借转述董仲舒的话进一步肯定了《春秋》的经世作用。而且认为《春秋》不只是具有“刺讥”的功效，它主要还是“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的。
司马迁觉得自己处在“明天子”的时代，“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就是有司的过错，因此他要学孔子作《春秋》那样，记载下“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以表彰当世。
由此，司马迁正是以“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有意决志做当代的孔子的。
司马迁
《史记》于是继承了《春秋》为史学产生、发展滥觞的治学精神，开启了我国史学自觉发展的新局面。
礼仪修身礼仪道德常常是并称的，是指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及品格修养，孔子非常重视这件事，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这里修养品德、讲习学业、趋向正义、改正错误，都属于人们的道德修养。
《孔子世家》特别记载下两条，说孔子：
其于乡党，愉悔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间间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孔子世家
在不同场合，对待不同的人与事，孔子分别以温恭、谨慎、中正、和乐的态度对待之。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候，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对于君命，孔子特别兴奋，因此他就特别恭敬与忠诚。
孔子也有很好的思想品质，“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遇事不猜测、不武断、不固执、不主观，也需要很强的道德修养才能做到。
孔子传教
如上所说，孔子所讲的道德常常是和政治相关的，这方面的内容在《仲尼弟子列传》中表述得更多些。
政治品质孔子困在陈蔡间论行事时说：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貂之国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奥则见其倚于衡，夫然后行。
是说若时时刻刻想着忠信，笃敬，行事就会成功。
孔子
子张问如何可以求得禄位，孔子回答说：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是说言论少过错，行为少悔恨，则可以谋得职位。
孔子传教
回答子张问人如何才能通达时，孔子说：“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国及家必达。”
是说能做到质朴正直好义以及谦恭而甘居人下，无论在诸侯之国或大夫之家都会通达。
仲弓问政，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这里也讲要崇尚恭敬。
孔子传教
子路要去蒲地做大夫，告辞时孔子告诉他：“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
是说若恭谨谦敬，宽大清正，不烦忧民众而清静，就可以取得成功。
这都是讲忠信、笃直、谦谨、恭敬、宽大、清正等是对待政事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
孝道诚心孔子对子我说过：“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他反对修改三年之丧的意见。
孔子传教
孔子认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他专门将关于尽孝的道理传授给了曾参，曾参后来作了《孝经》。
《史记正义》《韩诗外传》谈到曾子：
曾子曰：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道养亲也。亲没之后，吾尝南游于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提三尺，熊毅百乘，然犹北向而泣者，非为贱也，悲不见吾亲也。
可见其孝亲的诚心。
孔子传教
孔子还特别赞扬闵子赛，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史记集解》引陈群说：“言子赛上事父母下顺兄弟，动静尽善，故人不得有非间之言。”
所以孔子所讲的道德，自然句括基于血缘关系的伦理道德。
思想道德最后，孔子所讲的道德还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思想道德。
孔子传教
譬如，子贡颂扬孔子之以“温良恭俭让”，而赢得一些国君的尊重，和孔子对子贡说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对“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之超越。
孔子称赞过颜回为“为学”，还说他具有“不迁怒，不贰过”的品质。孔子还说，人们若能除掉“克伐怨欲”这些不好的品质，也就是难能可贵的了。
作者观点为了道德修养，孔子还主张“内省”。
司马耕问如何做才能成为君子，孔子回答说：“君子不忧不惧”，司马耕接着问：“不忧不惧，斯可谓君子乎？”孔子又回答说：“内省不疚，夫何忧其惧！”
孔子
作者认为
这是说自我反省没有罪恶，就什么也不会忧惧了，孔子认为经常反省自己是加强政治伦理道德修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由此，司马迁正是以“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有意决志做当代的孔子的。
《史记》于是继承了《春秋》为史学产生、发展滥觞的治学精神，开启了我国史学自觉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资料：
《史记集解》
《孔子世家》
《中国史学史概论》
北京日报：《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